《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The power of a name: Surname culture and corporate earning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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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层面姓氏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当更多董事与董事长同姓时，企业应计盈余管理（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更少，且姓氏文化对可自由裁量的应计项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
研究人员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层面姓氏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当更多董事与董事长同姓时，企业应计盈余管理（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更少，且姓氏文化对可自由裁量的应计项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在双向均产生压缩效应。该效应与融资约束缓解及ESG表现增强相一致。在赴香港交叉上市的公司中未检测到显著影响。当董事长姓氏较罕见且董事长不兼任CEO时，这种约束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姓氏文化通过两条互补渠道发挥作用：一是放松融资约束、增强社会网络内部资源流动，从而降低操纵盈余的动机；二是提升声誉敏感性与伦理规范（体现为ESG改善），进而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研究采用2007—2023年A股非金融公司数据，以修正琼斯模型（Modified Jones Model）度量可操控应计利润（AbsDA），构建董事长同姓董事占比及虚拟变量，通过企业固定效应、倾向得分匹配（PSM）及以到北京距离作工具变量（IV）缓解内生性。异质性分析显示，罕见姓氏、董事长非兼任CEO、非港股交叉上市样本中效应更显著，且对应计利润的向上与向下操纵均具抑制作用。该研究将姓氏文化作为植根于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引入盈余管理文献，阐明董事会内部集体身份认同的治理功能，并为转型经济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互补提供证据。
研究背景方面，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制度发展不均的环境中实现高速增长，这对主流“法律与金融”范式构成挑战，该范式认为强健的正式法律保护是健康金融市场的前提。既有文献指出法律起源、投资者保护及治理质量塑造财务报告，但同时有学者强调文化、信任与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可替代弱的正式执行并影响财务行为。中国父系姓氏文化处于宗族认同核心，强化群体归属、互惠义务与声誉关切，为检验文化嵌入的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公司治理与报告质量提供天然场景。已有研究对姓名身份的治理后果存在混合发现：部分指出审计师与CEO同姓增加错报概率，部分发现董事会同姓提升投资效率或便利贸易信用。因此，明确姓氏文化在董事会监控结构中的净效应及其机制，是本研究开展的直接动因。
研究人员以2007—2023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ST/*ST及缺失值，最终3808家公司31916个公司-年度观测），从CSMAR获取董事会姓氏与财务数据，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取姓氏频率。因变量为修正琼斯模型估计的可操控应计利润绝对值（AbsDA）。核心解释变量为董事长外是否存在同姓董事的虚拟变量，以及含董事长本人在内同姓董事占董事会比例。控制变量涵盖企业规模、杠杆、成长性等常规治理与财务特征，并加入区域宗族文化（Zupu，每百万省人口族谱数对数）以排除地区文化混淆。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于修正琼斯模型（Dechow等1995）分行业年度回归估计非操控应计，取残差绝对值为AbsDA；以汉字姓氏精确匹配结合普查频率区分文化意义重叠与常见姓偶然重合；采用企业固定效应、倾向得分匹配（PSM）及以企业到北京距离作工具变量（IV）处理选择偏差与遗漏变量；机制检验使用Hadlock-Pierce（2010）SA指数测度融资约束、以ESG评分测度声誉伦理通道；异质性分组按姓氏罕见度、CEO-董事长两职合一、港股交叉上市、产权性质与市场化水平切分。
研究结果依原文小节归纳如下。引言部分提出姓氏文化作为董事会层面非正式制度可约束盈余管理，并预示双向压缩应计操纵。文献综述与假设开发部分梳理文化金融脉络，基于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1970）区分“管理者-监督者双边同姓”与“监控体内部集体同姓”的结构位置差异，论证锚定董事长的同姓聚集提高集体声誉成本、抑制机会主义向上操纵，形成假设1：董事会姓氏文化越强，应计盈余管理越低。数据与设计部分确定样本窗口、变量构造及面板回归框架。基线结果与稳健性部分显示同姓比例与AbsDA显著负向，加入Zupu后董事会效应不变，排除高流动城市、用PSM/IV/固定效应后结论稳健，且对向上与向下应计均压缩。机制部分表明姓氏文化伴随SA指数下降（融资约束缓解）与ESG提升，两渠道互补。异质性部分发现效应在罕见姓氏、董事长非兼CEO、非港股交叉上市、国企与民企、高低市场化省份均显著，但港股样本不显著，支持“绑定假说”（bonding hypothesis）下国际治理标准替代本地非正式纪律。进一步分析显示其在基准达标动机下抑制向上操纵，且董事长不兼CEO时监控解释更强。
讨论与结论部分总结，姓氏文化作为继承性社会身份提供稳定、低内生的董事会级代理变量，将微观身份结构引入盈余管理研究；不同于审计师-CEO同姓削弱监督的文献，董事会内集体同姓关联更低的机会主义向上操纵，印证社会身份纽带不必然损害治理，而取决于制度场景与结构位置。港股交叉上市无显著效应，与全球治理标准替代本地非正式纪律一致。研究贡献在于以文化嵌入的非正式制度补充转型经济治理文献，并为其他以姓氏示 lineage 的经济体提供参照。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研究结论翻译：董事会层面更强的姓氏文化与更低的应计盈余管理相关；该约束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与增强ESG声誉规范实现；效应在罕见姓氏及董事长不兼CEO时更强，在港股交叉上市样本中消失；姓氏文化体现监控体内部集体身份对财务报告的纪律作用，而非管理者-监督者双边偏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