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宫颈癌筛查中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政策的感知可行性与可接受性

《Journal of Primary Care & Community Health》：Perceived Feas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a Self-Collected HPV DNA Testing Policy for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in Thailand

　　

摘要

目的：尽管所有泰国女性均可获得宫颈癌筛查，但由于筛查参与率仍然较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很高。国家健康福利计划现已覆盖自我采集人乳头瘤病毒（HPV）DNA检测，这可能减少相关障碍。研究人员探讨了在泰国国家宫颈癌筛查政策框架内，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的感知可行性与可接受性。

方法：研究人员对40名参与者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以了解其观点。参与者包括参与宫颈癌筛查的医疗服务提供者（n = 20）以及该计划目标人群中的25–65岁女性（n = 20）。访谈在泰国曼谷的一所大学医院进行，并针对每组使用了定制化的开放式问题清单。

结果：大多数参与者认为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是可接受的，并有可能减少障碍、提高筛查参与率。所报告的顾虑包括标本采集不准确、运输困难以及受伤风险。参与者强调，面向女性和服务提供者的公众宣传与教育对政策成功至关重要。他们还强调，有风险或具有妇科症状的女性必须由临床医生进行检查。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呼吁制定宫颈癌筛查的临床实践共识方案。

结论：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被感知为可接受的，并得到了服务提供者和目标女性的支持。提高对筛查重要性的认识对于最大化参与率至关重要。然而，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不能取代对有症状女性的临床评估。相反，它应作为增加未参与筛查人群参与率的一种补充选择。

论文解读：泰国宫颈癌筛查中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政策的感知可行性与可接受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宫颈癌是全球重大健康挑战之一，尤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其筛查可及性和覆盖率有限，导致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持续感染是几乎所有宫颈癌的必要病因。传统筛查依赖临床医生通过盆腔检查采集宫颈标本，这一过程常伴随身体不适与社会污名，阻碍了目标人群的参与。尽管泰国已建立宫颈癌筛查体系，国家健康福利计划也覆盖了相关服务，但全国筛查率仅为30%–43%，宫颈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仍超过每10万名女性11.1例，死亡率达每10万名女性6.9例，显著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为突破现有障碍，泰国国家健康福利计划已将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纳入覆盖范围，以期通过减少尴尬、提升便利性来提高筛查参与率。然而，该政策能否在泰国国情下有效实施，取决于目标女性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对其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的主观判断。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系统探索利益相关方对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政策的感知，为政策优化和推广提供实证依据。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Primary Care》。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设计，在泰国曼谷一所大学医院开展。研究团队于2022年10月至11月间，通过便利抽样招募了40名参与者，包括20名医疗服务提供者（10名医生和10名护士或护理助理）和20名25–65岁目标女性。研究人员采用一对一面对面深入访谈法收集数据，分别针对两组参与者使用不同的开放式问题清单。访谈提纲基于Bowen等学者提出的可行性框架（涵盖可接受性、需求、实施、实用性、调整、整合、扩展7个维度）设计，并经领域专家审核。资料分析采用主题内容分析法，遵循5阶段结构化流程：逐字转录并核对、独立开放编码、定期讨论达成共识、动态评估数据饱和、跨组比较提炼主题。全部访谈均进行了完整分析，数据在第20次访谈后达到饱和。

三、研究结果

1. 可接受性：大多数参与者认为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是一种方便、且比临床医生筛查更少尴尬的替代方案。女性参与者表示在家中自行操作比去医院更舒适。然而，服务提供者强调该政策不能取代临床医生检查，仅应作为不愿接受筛查者的备选方案。参与者同时担忧操作不正确会影响结果可靠性，并指出老年女性可能需要逐步指导或医疗帮助。

2. 需求：多数服务提供者表示，若自我采集检测的准确性与临床医生采集相当，则支持其实施。该方案被认为适用于无明显症状或风险因素、不愿去医院或居住地远离医疗机构的女性。临床医生强调有症状或高风险女性仍应接受临床医生筛查。部分女性仍偏好医院筛查，认为医生更值得信赖；另一些则建议首次筛查在医院进行，结果正常后改用自我检测。

3. 实施：参与者指出筛查参与率取决于公众知晓度和费用。如果人们不了解该服务，就不会使用它。费用是关键因素，若服务免费，多数参与者表示愿意使用。

4. 实用性：对自我采样流程了解不足和对检测结果准确性的不确定，被视为主要障碍。服务提供者预计，若缺乏适当宣传，实际参与率可能低于30%。

5. 调整：参与者强调应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和医院海报等多渠道开展公众宣传，并指出教育对于提升筛查意识至关重要。服务提供者还提出需要培训及标准化操作方案，以确保所有医务人员统一理解和规范处理结果告知及后续随访。

6. 整合：服务提供者强调在选择筛查方式前应评估每位患者。自我采样被认为适合低风险女性，而临床医生筛查在初次评估中仍不可替代。建立信任同样重要，患者需要确信该方法与临床医生检测同样可靠。

7. 扩展：参与者强调了政府在推广该计划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公共卫生部的有力支持是国家级实施的必要条件。社区层面推广也很重要，低风险个体可在了解利弊后自主选择自我采集方案。

关于样本采集流程与送达方式：最受欢迎的采样套装包含采样拭子、清晰说明和吸引人的包装。参与者倾向于提供多个采样地点，认为更多选择有助于提高参与率。居家采集被认为比在医疗机构采集更方便省时，但部分女性更偏好医疗机构，因为工作人员可提供信息和解答疑问。对于居家采集，邮寄回寄被视为最合适方式，前提是免费且配备预付地址和预包装材料。但仍存在对运输系统质量和运输错误的担忧，包括标本贴标错误、污染、环境暴露导致的样本变质和延迟送达。直接在医疗机构投放或可降低这些风险。从Bowen框架的实用性和实施维度看，物理可及性与系统信任密不可分——仅靠邮寄便利不足以消除利益相关方对采前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混合回寄模式（同时支持预付邮寄和社区中心本地投放）可能是保障样本完整性、缓解系统可靠性顾虑的关键结构调整。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发现与既往泰国研究一致，表明自我采样能提高对临床医生筛查犹豫不决女性的参与率。在可接受性和需求维度上，目标女性表示若自我检测有效性和准确性与临床医生筛查相当，则愿意使用。全球范围内，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通过减少可及性障碍、操作不适和社会文化污名，有效提高了人群筛查参与，部分试验显示参与率可提高至4倍。然而，从实施角度看，可接受性与实用性之间存在关键分歧：尽管自我采集因减少尴尬和保护隐私而获得高度接受，但实际推广中仍面临标本运输完整性、运输错误、阳性结果分诊方案缺失及目标人群教育不足等系统性挑战。因此，成功的公共卫生策略不能仅停留在宣传检测准确性，还需构建透明的追踪基础设施以维护利益相关方对运营供应链的信任。研究将定性结果综合为7个实用维度，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纳入医疗服务提供者和目标女性双方视角，全面反映了实施的促进因素与障碍。既往经济学评价显示，将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纳入国家政策具有成本节约优势，本研究结合该证据为政策推进提供了初步支持。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一城市大学医院招募限制了向农村和欠服务人群的外推；便利抽样可能引入选择偏倚，因多数女性曾有筛查经历，可能使可接受性结果偏于乐观；访谈为假设情境而非实际操作，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倚；不能完全排除访谈者偏倚。

结论部分总结，自我采集HPV DNA检测被目标女性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感知为可接受的，并有可能在泰国实施。实施成功需要有力的运营供应链和标准化临床方案，需加强公众对检测益处与局限性的理解并持续开展公共宣传。然而，HPV DNA自我采集应作为拒绝或回避医院筛查女性的备选方案，不能取代对有异常症状患者的临床医生检查。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有待在更大规模和更多样化人群的未来研究中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