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力资本到双元性与敏捷性,再到竞争优势的路径:中小企业的跨文化研究

《Sage Open》:The Path From Intellectual Capital to Ambidexterity and Agility, Then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oss-Cultural Study on SM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07日 来源:Sage Op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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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学习与知识使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能够更容易地增强竞争能力并获得竞争优势。SMEs可以通过学习来评估现在和未来,并对环境变化和不确定性做出正确、及时且胜任

  
在全球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学习与知识使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能够更容易地增强竞争能力并获得竞争优势。SMEs可以通过学习来评估现在和未来,并对环境变化和不确定性做出正确、及时且胜任的响应。本研究旨在确定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 IC)、组织双元性(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OA)和组织敏捷性(organizational agility, OAG)对在土耳其(Türkiye, TR)和英国(United Kingdom, UK)运营的SMEs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CA)的影响。本研究为实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数据收集工具。通过便利抽样法,研究人员对在TR和UK的SMEs中担任管理职位的792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技术分析收集的数据。结果表明,在TR和UK的SMEs中,IC对OA和OAG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OA对OAG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OAG对CA也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智力资本、组织双元性和组织敏捷性如何影响竞争优势方面,两国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SMEs如何获得竞争优势。
论文解读:从智力资本到双元性与敏捷性再到竞争优势的跨文化研究

在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中小企业(SMEs)作为经济的重要支柱,需要不断学习以评估现在和未来,并对环境变化做出及时、正确的响应。智力资本(IC)被认为是创造价值和支撑创新的基础资源,但仅依赖IC并不足以维持竞争优势。企业还需要同时平衡现有能力的利用(exploitation)与新机会的探索(exploration),即组织双元性(OA),并将知识转化为敏捷响应能力,即组织敏捷性(OAG)。然而,现有研究关于IC、OA、OAG与竞争优势(CA)之间关系的结果零散且存在矛盾,且大多局限于单一国家情境,缺乏跨文化证据。为此,研究人员以土耳其(TR)和英国(UK)为对象,构建并检验了一个整合模型,旨在揭示IC如何通过OA和OAG转化为CA,以及制度和文化差异如何影响这一转化过程。该研究发表在《Sage Open》上。

研究人员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利用在线和面对面问卷调查了792名在TR和UK的SMEs中担任管理职位的员工,其中土耳其有效问卷395份,英国397份。研究使用了成熟量表测量IC、OA、OAG和CA,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路径分析,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测量效度,并使用多群组比较分析两国差异。

在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利用便利抽样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城市和英国的12个地区招募SMEs管理者,最终获得792份有效问卷。测量工具包括:IC量表(15题项,3维度)、OA量表(12题项,2维度)、OAG量表(18题项,4维度)和CA量表(11题项,单维度),均来自已有研究并经过土耳其语版信效度验证。采用SPSS 26.0和AMOS 24.0进行数据分析,包括CFA、路径分析和多群组恒等性检验。

研究结果部分,Ret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显示,通过CFA检验,模型拟合指标达到可接受范围(如χ2/df=2.529,RMSEA=.044),各量表的组合信度(CR)和Cronbach's alpha均高于阈值,收敛效度(AVE)多数在可接受水平,区分效度也得到支持,说明测量工具可靠有效。Direct, In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of Variables显示,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在TR和UK中,IC对OA(βTR=.70,βUK=.87)和OAG(βTR=.49,βUK=.57)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H1–H4;OA对OAG(βTR=.56,βUK=.45)显著正向,支持H5和H6;OAG对CA(βTR=.79,βUK=.85)显著正向,支持H7和H8。IC对OA和OAG的总效应在UK中较高;OA对OAG的影响在TR中比UK高约23%;OAG对CA的影响在UK中略高。模型解释了CA方差的62%(TR)和73%(UK)。Difference Test显示,多群组分析发现IC→OA路径在两国间存在显著差异(p<.01),IC→OAG路径差异边缘显著(p<.10),而OA→OAG和OAG→CA路径差异不显著,表明制度背景主要调节IC对动态能力的影响。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IC是塑造更高阶能力的基础资源,但CA并非直接源于IC,而是通过OA和OAG的序列传导实现。英国SMEs由于获得更强的金融和咨询支持,能更有效地将IC转化为双元性和敏捷性;土耳其SMEs受限于资源约束和短期规划,更依赖社会资本和既有惯例,导致探索活动受限。此外,OA对OAG的影响在土耳其更强(虽然差异不显著),可能反映资源有限环境下平衡利用与探索对于敏捷性的重要性。研究强调情境敏感策略的必要性。

翻译研究结论部分:综上所述,研究表明IC、OA、OAG和CA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结果实证表明,IC、OA和OAG是SMEs获得CA的驱动因素。在动荡的市场和不可预测的环境条件下,竞争优势无法由单一变量解释。研究结果指出,OA中介了IC对OAG的影响。研究还揭示,英国SMEs通过将IC转化为利用性和探索性活动,有效利用IC成为敏捷企业,适应市场条件;相比之下,土耳其SMEs在充分利用IC方面面临限制,导致OA和OAG水平较低,进而削弱竞争优势。总体而言,发达国家SMEs通过双元性和敏捷性实现CA的效果优于发展中国家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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