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The effect of digital literacy on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evidence from Malawi, Souther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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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普及帮助患者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建立了更值得信赖的互动方式。本研究以385名寻求健康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用户为样本，其中包括115名学生、173名专业人士、38名退休人员及59名其他人员。数据通过结构式问卷收集，问卷发放对象为社区、大学校园及门诊候诊区的当
社交媒体的普及帮助患者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建立了更值得信赖的互动方式。本研究以385名寻求健康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用户为样本，其中包括115名学生、173名专业人士、38名退休人员及59名其他人员。数据通过结构式问卷收集，问卷发放对象为社区、大学校园及门诊候诊区的当地居民，用于评估数字素养（在线健康信息熟练度、数字技能评估及为健康目的使用互联网的频率）、社交媒体参与（健康相关帖子的频率、参与健康群组/论坛及互动指标）和卫生服务结果。样本充分性通过大于0.80的系数以及Bartlett球形检验（p?**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 DL）是指个体在数字环境中定位、评估、利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在医疗健康领域，DL被视为影响卫生服务（Health Services, HS）可及性与利用质量的重要前提。随着社交媒体在健康信息传播中的深度渗透，社交媒体参与（Social Media Engagement, SME）逐渐成为连接数字技能与健康行为的关键节点。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实证证据严重不足。在马拉维，虽然移动通信覆盖率已达60.3%（约1320万人），但实际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8.0%（约395万人），社交媒体使用率更仅为8.2%（约180万人），凸显出明显的数字鸿沟。此外，该国的死亡率为每千人5.72%，大量人口因疟疾、脑血管疾病等可防治疾病死亡，75.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3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医疗资源可及性极低。已有的DL与HS利用研究往往忽略SME的中间转化作用，即个体虽然具备一定数字技能，但能否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主动互动（如发帖、评论、加入健康群组）将这些技能转化为实际的就医行为，尚缺乏清楚解释。在马拉维，求医决策深受社区信任和同伴影响，文化上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SME可能比官方医疗信息渠道更具说服力。这种“翻译鸿沟”使得西方中心的数字化健康模型难以直接适用。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四个问题：DL如何影响SME？SME与HS利用之间的关系如何？DL如何影响HS可及性？SME是否在DL与HS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内容与意义**
研究人员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和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构建了以DL为自变量、SME为中介变量、HS利用为因变量的概念框架，提出四个假设：H1 DL正向促进SME；H2 SME正向促进HS利用；H3 DL直接正向影响HS可及性；H4 SME在DL与HS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研究不仅为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SDG 10（减少不平等）提供了实证支撑，还从理论上揭示了在低资源、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下，数字技能如何通过社会互动转化为实际健康获益的机制。论文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设计，样本来自马拉维Mangochi地区的385名社交媒体用户（115名学生、173名专业人士、38名退休人员、59名其他人员），在社区、大学校园和门诊候诊区招募。样本量依据Cochran公式在95%置信水平下计算得到约384，最终取385。测量工具为结构化问卷，采用5点Likert量表评估DL、SME和HS。分析方法包括：使用SPSS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采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假设关系；以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AVE）评估信度与收敛效度；用Fornell-Larcker准则和HTMT比率验证判别效度；通过Bootstrap法和Sobel检验分析中介效应。
**四、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与描述性统计**
样本以18–34岁年轻人为主，性别分布均衡，多数受访者拥有较为丰富的数字使用经验及较高的教育水平。各构念平均得分在3.68至3.81之间，标准差0.66至0.71。相关分析显示，DL与SME呈中等正相关（r=0.519），DL与HS呈中等正相关（r=0.595），SME与HS呈较强正相关（r=0.689），且相关系数均低于0.8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效度与信度评估**
CFA结果显示，所有保留条目的因子载荷介于0.639至0.843之间，Cronbach's alpha值对于DL、SME和HS分别为0.78、0.84和0.88，CR值均高于0.70，AVE值分别为0.547、0.581和0.513，均超过0.50，表明收敛效度良好。判别效度方面，各构念AVE平方根（DL=0.740，SME=0.762，HS=0.716）高于构念间相关系数，HTMT比值在0.72至0.82之间，低于0.85阈值，确认三个构念在实证上彼此区分。在模型精简过程中，部分低载荷条目（如DL的DSA1、FIUHP1、FIUHP2，SME的FHRP1、IM2）被删除，反映该情境下数字行为以功能性和目的性使用为主，而非频繁或被动的参与。
**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
SEM分析结果支持全部四个假设：DL对SME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529, p<0.001），H1成立；SME对HS利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554, p<0.001），H2成立；DL对HS利用的直接效应显著（b=0.334, p<0.001），H3成立；模型拟合指标良好（CMIN/DF=2.386，GFI=0.951，AGFI=0.921，RMR=0.026，NFI=0.946，CFI=0.968，RMSEA=0.060），表明结构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中介效应分析**
Bootstrap分析显示，DL通过SME影响HS的间接效应为0.293，95%置信区间为[0.191, 0.401]，不包含零；Sobel检验Z=5.43，p<0.001，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总效应为0.627，其中直接效应0.334、间接效应0.293，两者均显著，证实SME在DL与HS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4成立。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DL通过提升个体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TAM机制），以及增强自我效能感（SCT机制），促进更积极的SME。而SME通过观察学习和社会强化，使用户更倾向将线上获取的信息和信心转化为实际的HS利用行为。在马拉维这类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同伴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和验证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使SME成为DL转化为健康行为的重要桥梁。研究还说明，数字技能并非自动导向健康行动，而是需要依赖社会互动作为催化剂，这恰好回应了“翻译鸿沟”的理论空缺。结论部分强调，DL既直接促进HS利用，也通过SME间接促进HS利用；社交媒体是将数字能力转化为有效卫生服务使用的核心中介机制。研究建议政策制定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应同时关注DL提升与SME促进，投资数字教育项目，开发具备文化敏感性的在线健康内容，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同伴互助和社区学习机制，以弥合数字不平等并提升健康服务可及性。未来研究宜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以推断因果关系，并在不同区域和文化背景下检验模型的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