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Modelling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and Parental Factors on Adolescents’ Substance Use Using the Growing Up in Scotland 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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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物质使用是重要公共卫生问题。青少年的抑郁（depression）和亲子冲突（parent-youth conflict）是终身物质使用的风险因素，而亲子依恋（parent-youth attachment）可保护青少年抵御这些风险。然而，父亲与母亲因素的
青少年物质使用是重要公共卫生问题。青少年的抑郁（depression）和亲子冲突（parent-youth conflict）是终身物质使用的风险因素，而亲子依恋（parent-youth attachment）可保护青少年抵御这些风险。然而，父亲与母亲因素的独特贡献尚不清楚。本研究纳入个体因素与亲子关系因素，并区分父亲与母亲因素，考察其对青少年物质使用的预测作用。数据来自2943名14至15岁苏格兰青少年及其父母。研究人员采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探讨预测变量（青少年抑郁、亲子冲突、儿童感知的亲子关系依恋）与青少年终身物质使用的关系。结果表明，抑郁风险升高和母亲—青少年冲突更高与青少年物质使用可能性增加有关，而更好的母亲—青少年依恋安全性（attachment security）与较低可能性有关。父亲—青少年冲突与吸烟、饮酒和其他药物使用可能性增加有关，但与电子烟（vaping）、醉酒（drunkenness）和大麻（cannabis）使用无关，提示父亲与母亲在青少年发展中可能扮演不同角色。本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风险、亲子冲突和亲子依恋可预测青少年物质使用，但母亲因素与父亲因素对风险的影响不同。关注个体与父母因素有助于物质使用高危群体的早期识别、预防和干预。
研究背景方面，青少年期是生物、社会和心理剧烈变化的阶段，早期接触香烟/电子烟、酒精和药物会增加物质成瘾、认知与情绪发展受损及精神障碍风险。已有证据支持青少年抑郁、亲子冲突是物质使用风险因子，亲子依恋是保护因子；但大多数研究未区分母亲与父亲关系因素的独特作用，欧洲证据尤其有限。苏格兰及英国背景下，传统吸烟和大麻使用下降，而电子烟、醉酒等问题仍突出，且性别、贫困、家庭富裕度等不平等模式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在代表性队列中同时考察个体心理病理因素与父/母关系因素。
研究人员利用苏格兰“成长在苏格兰”（Growing Up in Scotland, GUS）出生队列第1组第10轮数据，分析14至15岁青少年终身物质使用，包括吸烟、电子烟、饮酒、醉酒、大麻和其他药物使用，并分别建立母亲模型与父亲模型，控制人口学、父母特征与家庭社会经济变量，以明确青少年抑郁风险、母亲—青少年依恋、母亲—青少年冲突、父亲—青少年依恋和父亲—青少年冲突的预测效应。
该研究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意义在于把“个体心理健康”和“双亲关系质量”放在同一框架下，证明母亲与父亲因素对各类物质使用并非等效，可为家庭层面预防与早期干预提供靶点。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使用GUS出生队列1（BC1）第10轮（2019至2020）中2943个家庭样本；结局为终身物质使用二分类变量，来源包括HBSC式饮酒吸烟题、澳大利亚/爱尔兰/苏格兰药物题；预测变量中抑郁采用世卫复合国际诊断访谈简表（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Short Form, CIDI-SF）3项划分为有无抑郁风险，亲子依恋采用People in My Life量表6题分别测母亲/父亲，亲子冲突采用4题由父母报告；协变量含性别、出生体重、母亲年龄、父母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教育、就业、健康、家庭类型、子女数、收入五分位和苏格兰多重剥夺指数（Scottish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分析用SPSS 27.0做Spearman相关和多变量逻辑回归，母亲因素与父亲因素分别进入模型并分层输入。
研究结果部分保留小标题如下。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Individual Depression as a Risk Factor
研究人员通过文献与队列结果说明，青少年抑郁与物质使用高度共病；本队列中抑郁风险升高预测所有六类物质使用，其他药物使用的优势比（Odds Ratio, OR）幅度更大，提示抑郁对更严重物质使用预测更强，支持自我药疗假说及共同易感性解释。
Parent-Youth Relationship Factors in Adolescents’ Substance Use
母亲模型中，较高母亲—青少年冲突显著增加吸烟、电子烟、饮酒、醉酒、大麻和其他药物使用可能；父亲模型中，较高父亲—青少年冲突仅增加吸烟、饮酒和其他药物使用可能，对电子烟、醉酒、大麻不显著，说明父母冲突的作用因物质类型和亲代性别而异。
Parent-Youth Attachment as a Protective Factor
母亲—青少年依恋安全性更高一致降低各类物质使用可能；父亲—青少年依恋更高也降低多数物质使用可能，但“其他药物”未达显著。元分析证据表明依恋指向后续物质使用的路径强于反向路径，支持依恋作为保护因子。
Broader Contextual Factors
男性、父母低教育、独生、农村居住等增加部分物质使用；母亲“其他族裔”反而与较低饮酒相关，呼应移民悖论（migrant paradox）。
Current Research
假设均围绕抑郁升高风险、亲子冲突升高风险、亲子依恋降低风险，以及父母效应不同；结果总体支持假设1a、1b、1c和假设2中父母差异的存在。
讨论部分总结为：个体抑郁、母亲关系因素预测较一致，父亲关系因素模式较弱但仍有意义；母亲常被感知为回应与支持，父亲参与提升但历史角色偏经济提供者，可解释差异；研究局限包括冲突由父母报告而非青少年、缺乏父母当前/终身物质使用控制、部分量表为缩短版、COVID-19期间远程收集可能引入社会期望偏倚。意义在于家庭干预如Strengthening Families Program可通过降冲突、升凝聚降低物质滥用。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总之，当前分析证明了同时测量青少年因素与父母因素在识别青少年物质使用预测因子中的价值，尤其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与精神健康因素。尽管母亲因素比父亲因素结果更一致，但这凸显了关注双亲相关因素的价值。本研究强调在针对有问题或升级性物质使用风险的青少年，建立卫生系统识别和早期干预响应时，整合青少年个体因素与父母因素的重要性。减少亲子冲突、改善青春期亲子依恋、干预青少年抑郁等间接路径，也可改善青少年物质使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