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Past-month alcohol use in relation to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13 Indian states and union territories: gend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tate alcohol policy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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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考察了在印度13个邦和中央直辖区（Union Territories）中，封锁后过去一个月酒精使用是否高于或低于根据封锁前观察到的模式所预期的水平，并特别关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邦酒精政策背景的差异。方法：研究人员分析了在封锁期前后进行调查的来自印
目的：本研究考察了在印度13个邦和中央直辖区（Union Territories）中，封锁后过去一个月酒精使用是否高于或低于根据封锁前观察到的模式所预期的水平，并特别关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邦酒精政策背景的差异。方法：研究人员分析了在封锁期前后进行调查的来自印度13个邦和中央直辖区的全国家庭健康调查（National Family Health Survey, NFHS）数据。主要结局指标为过去一个月内任何酒精使用与无酒精使用的比较。为解决稀疏的酒精使用类别（尤其是女性中的稀疏类别），研究人员使用分别针对女性和男性估计的贝叶斯聚合二项逻辑回归模型（Bayesian aggregated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模型包括时间趋势、封锁后时期、亚组交互作用以及邦级随机截距。研究人员估计了年龄、居住地、教育程度、财富、婚姻状况、宗教酒精规范、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身份和邦酒精政策类别的亚组特异性后验比值比（posterior odds ratio）、预测概率、95%可信区间（credible interval, CrI）和后验概率。结果：在女性中，封锁后过去一个月酒精使用的比值比高于根据早期模式预期的水平。女性的后验比值比为1.83，95%可信区间为1.42–2.20，正关联的后验概率约为1.00。在男性中，估计的关联较小但仍具有较高的后验概率，后验比值比为1.09，95%可信区间为1.01–1.16，正关联的后验概率为0.99。亚组结果显示，女性的正关联在年龄较大和社会经济弱势群体中更为明显，包括农村女性以及教育程度较低或财富较少的女性。在男性中，亚组模式较小且更为异质。结论：封锁后时期与过去一个月酒精使用之间的关联在纳入的13个邦和中央直辖区中因性别而异。最强的正关联在女性中观察到，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弱势亚组（如农村女性以及教育程度较低或财富较少的女性）中。这些发现为调整后的关联，不应被解释为国家封锁的因果效应。
**研究背景**
酒精使用是印度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据统计，印度约有1.6亿人报告过去一年内使用酒精，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使用者被估计存在有害使用。尽管印度男性酒精使用率显著高于女性，但性别差异受社会规范、污名化、可及性及酒精相关健康风险差异的共同影响。女性在较低饮酒量下即可能遭受酒精相关损害，且较男性更快进展为不良躯体后果。酒精危害悖论（alcohol-harm paradox）表明，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即使在饮酒量相似或更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承受更高的酒精相关疾病和死亡率。COVID-19大流行与全国性封锁扰乱了印度的酒精可及性、流动性、收入、社会交往和卫生服务获取。虽然封锁期间酒精销售在形式上受到限制，但各邦响应不同，非正规供应、非法生产和走私使酒精可及性并未完全消失。印度联邦体制赋予各邦和中央直辖区对酒精监管的实质性权力，包括销售限制、税收、法定饮酒年龄及禁酒政策，形成了显著的区域差异。既往研究表明，此类干扰可通过戒断、渴求、黑市购买、非法替代品使用、复工后需求反弹以及压力应对等通路影响封锁期后的饮酒行为。全国家庭健康调查（National Family Health Survey, NFHS）第5轮数据收集因COVID-19封锁中断后恢复，为考察封锁前后的酒精使用变化提供了独特机会。本研究旨在检验封锁后过去一个月酒精使用是否偏离基于先前模式预期的水平，并评估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邦酒精政策背景的差异。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研究方法简述**
本研究分析NFHS-4（2015–2016年）与NFHS-5（2019–2021年）中13个在封锁前后均有调查观测的邦和中央直辖区数据（阿鲁纳恰尔邦、恰蒂斯加尔邦、德里、哈里亚纳邦、恰尔肯德邦、中央邦、奥里萨邦、本地治里、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泰米尔纳德邦、北方邦、北阿坎德邦），纳入15–49岁女性与15–54岁男性。结局为过去一个月任何酒精使用与否。采用贝叶斯聚合二项逻辑回归模型（Bayesian aggregated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按性别分别建模，纳入时间趋势、封锁后指示变量、亚组交互项和邦级随机截距，并经边缘标准化（marginal standardization）估计亚组效应。2020年3月24日及之前为封锁前观测，6月1日及之后为封锁后观测。
**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特征*：分析样本包括NFHS-4的461,552人、NFHS-5封锁前的179,316人和封锁后的258,812人。各时期多数受访者为女性、农村居民及已婚/同居者。总体过去一个月酒精使用率在NFHS-4、封锁前、封锁后分别为6.3%、4.6%和5.1%；女性中为2.3%、1.6%和2.0%；男性中为32.6%、26.3%和26.7%。
*（二）调整后的封锁后关联*：贝叶斯估计显示，在控制时间趋势后，女性封锁后过去一个月酒精使用的后验比值比为1.83（95%可信区间[credible interval, CrI]：1.42–2.20），正关联后验概率约为1.00；男性后验比值比为1.09（95% CrI：1.01–1.16），后验概率为0.99。女性关联强度明显高于男性。
*（三）亚组分析结果*：女性中增幅随年龄增大而增强（15–24岁后验比值比=1.11；最高年龄组=2.23）；农村女性（1.88）高于城市女性（1.50）；无教育者增幅最大（2.06）；最贫困五分位者=1.93；已婚=1.93、离异/分居/丧偶=2.24；销售受限邦=2.38、政策宽松邦=1.45、临时禁酒邦=0.55。男性增幅集中于高龄者（35–44岁=1.18；45–54岁=1.26），15–24岁=0.90；农村=1.12；初等教育=1.26；最贫困=1.24；已婚=1.14；表列部落=1.22；销售受限邦=1.11。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13个邦和中央直辖区中封锁后酒精使用关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高出预期83%，男性仅高出9%，且女性增幅集中于社会经济弱势群体，与酒精危害悖论一致。封锁相关限制加剧了经济不安全感、社会孤立和家庭压力，情绪困扰与应对性饮酒可能是危机期间饮酒增加的重要通路。邦酒精政策类别的差异应谨慎解读，政策类别仅反映正式规则而非实际执行、非正规供应或非法可获得性。研究局限性包括：结局仅为过去一个月任何饮酒，缺乏饮酒量及重度发作性饮酒（heavy episodic drinking）信息；横断面设计不能推断因果；仅纳入13个邦；政策分类为粗略的邦级代理变量。结论：封锁后过去一个月酒精使用关联在13个纳入邦和中央直辖区中因性别而异，女性尤其是社会经济弱势亚组呈现更清晰的高饮酒证据，男性变化较小且更异质。这些发现支持采取具有性别响应性的酒精监测与政策应对，同时需考虑社会经济脆弱性以及正式酒精政策与实际可获得性之间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