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X》:Divergent trajectorie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urd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ends in China and worldwide from 1990 to 2021, with projections to 2035
编辑推荐:
背景:重度抑郁障碍(MDD)仍然是全球健康负担的主要贡献因素。然而,其负担在不同人群和不同时间表现出显著差异。
方法:本研究使用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21)的数据,分析了204个国家和地区的MDD指标。采用连接点回归计算MDD趋势的年度百分
背景:重度抑郁障碍(MDD)仍然是全球健康负担的主要贡献因素。然而,其负担在不同人群和不同时间表现出显著差异。
方法:本研究使用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21)的数据,分析了204个国家和地区的MDD指标。采用连接点回归计算MDD趋势的年度百分比变化,并通过年龄-时期-队列分析考察了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及局部漂移。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预测了至2035年中国和全球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发病率和DALY率。
结果:1990年至2021年,中国MDD病例数增加了38.3%,而年龄标准化率下降,2021年达到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49%的水平。全球负担在20-39岁年龄组达到峰值,而中国在50-59岁年龄组达到峰值,性别差异不断扩大。连接点分析显示中国MDD负担下降,在2010-2015年期间出现反弹。全球趋势在2010年前稳定下降,随后持续增长,并在2019-2021年期间急剧上升。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显示,2010年后中国存在与年龄相关的增加和时期效应。全球模式表现为中年期平台期、老年期下降以及2015年后更强的时期效应。预测表明,到2035年,中国MDD负担将继续下降,而全球将保持稳定或增加。
结论:需要加大努力应对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日益增长的照护负担,并加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论文解读:重度抑郁障碍负担的分化轨迹——基于GBD 2021的中国与全球比较分析
重度抑郁障碍(MDD)是全球健康负担的主要来源之一,常导致显著的功能损害和医疗资源消耗,并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共病,进一步加重社会成本。既往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已显示,中国的年龄标准化MDD负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对中国长期趋势与全球模式之间差异的系统评估仍有限。中国拥有庞大人口、经历了三十余年快速经济发展,并面临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其独特的流行病学背景使得开展针对性的负担比较研究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为此,研究人员利用GBD 2021数据,对1990年至2021年中国及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MDD发病、患病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进行分析,并预测至2035年的变化趋势。该研究发表于《Brain‐X》。
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全球MDD负担总体趋势可能掩盖地理和人口异质性;中国与全球的轨迹差异尚未被充分理解;COVID-19疫情后全球负担出现急升,而中国的变化有待量化。开展这项研究是为了填补这一证据空白,为制定情境化的精神卫生政策和资源分配提供依据。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基于GBD 2021公开数据(覆盖20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数据来源于全球卫生数据交换中心);计算年龄标准化率(ASR)以消除年龄结构差异;通过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刻画总体趋势;使用连接点回归识别趋势的阶段性转折点;应用年龄-时期-队列(APC)分析区分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采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预测至2035年的负担变化。这些方法均为流行病学负担研究中常用的建模工具。
研究结果部分如下:
3.1 中国和全球的MDD患病人数、发病率与DALYs:描述性分析显示,1990-2021年中国MDD患病人数从1880万增至2600万(增加38.3%),发病人数增加38.1%,DALYs增加34.3%。然而,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ASDR)均显著下降,其EAPC分别为-0.62、-0.61和-0.65。2021年,中国的ASPR、ASIR和ASDR比全球均值低约49%。全球年龄标准化率总体保持稳定,但高收入北美地区增长最快(ASPR的EAPC为0.82),东亚和南亚则显著下降。
3.2 中国和全球各年龄组MDD负担的性别差异:年龄分层分析显示,中国MDD负担在50-59岁年龄组达到峰值,而全球负担在20-39岁形成持续高水平的平台期。女性在所有区域和年龄组的负担均高于男性,中国女性与男性的患病率比值在50-59岁组最高;全球范围内性别差异持续于整个成年期。
3.3 中国和全球MDD负担的连接点回归分析:连接点回归揭示了中国与全球的差异轨迹。中国ASDR在1995-1999年(APC=-3.15%)和1999-2010年(APC=-1.14%)显著下降,但在2010-2015年出现反弹(APC=1.32%)。全球ASDR在2010年前稳定下降,之后持续增长,并在2019-2021年急剧上升(APC=9.78%),而中国未出现类似激增。
3.4 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APC分析显示,中国年龄偏差呈双峰分布,峰值出现在22.5岁和67.5岁;时期效应呈V形,1990年代中期最高,2009年降至最低,随后回升;队列效应从1962年队列至1992年队列持续下降。全球年龄曲线在22.5岁后保持高水平,时期效应稳定,近期出生队列(2000年后)略有上升。局部漂移分析显示,中国年轻成人负担下降(22.5岁为-1.74%),老年人负担上升(72.5岁为+0.64%),净漂移为-0.50%/年(显著下降);全球各年龄组局部漂移接近零。
3.5 中国和全球MDD负担的预测:BAPC模型预测,至2035年中国年龄标准化MDD负担将继续下降,而全球将保持稳定或略有增加,显示中国与全球轨迹将持续分化。
讨论部分指出,全球绝对病例增加主要由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变化驱动,而非个体风险增加。中国年龄标准化率的下降可能得益于精神卫生服务的加强,例如《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和“健康中国2030”战略。全球2019-2021年负担上升与COVID-19疫情相关,而中国未出现类似增长,可能与早期协调防控系统及非药物干预措施有关,但需警惕潜在漏报和延迟出现的心理后果。中国MDD负担向老年人群转移,与全球年轻成人高负担模式不同,提示老龄化社会中的照护负担加重。性别差异一致,女性负担约为男性的1.6-1.9倍。未来策略应针对不同年龄组实施分层干预,并重视老龄化相关的精神卫生需求。
结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MDD年龄标准化负担显著下降,相关率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人口老龄化导致绝对病例数增加,疾病负担向老年人群转移,对卫生系统造成更大压力。未来策略应侧重于将精神卫生服务融入老年人照护,解决关键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并实施符合文化背景的精神卫生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