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fectious Diseases》：Proactive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a Dengue-Free Factory Assessment Framework in Dengue High-Risk Industrial Areas: A Narrative Review
登革热在登革热流行国家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些国家中工业扩张与伊蚊（Aedes）媒介孳生地相互交织。工厂和制造业场所常产生大量无人管理的水体容器——包括储水罐、机械部件、景观设施和可回收废弃物——这些容器为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媒介提供了常年滋生的水库。尽管疾病负担沉重，工作场所的职业性登革热预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被动、零散且未充分纳入安全、健康与环境（SHE）管理体系的。本叙述性综述综合了工业背景下登革热流行病学、工厂环境中的幼虫源生态学、工人对登革热的风险认知以及登革热流行国家职业健康监管框架等方面的证据。基于这些证据领域，研究人员提出了前瞻性的“无登革热工厂评估框架”（D-FAF）的概念基础，旨在预防和减少工作场所中埃及伊蚊的孳生及高登革热风险，保障员工健康，减少工时损失，并实现登革热发病率的持续下降。该框架将ISO 45001和ISO 14001的“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逻辑整合为一个可扩展、符合标准且适用于登革热高风险地区各类工业部门的工具。
1. 引言
登革热是由四种基因相关的登革热病毒血清型（DENV 1至DENV 4）引起的蚊媒病毒性感染，主要通过受感染的伊蚊（Aedes）媒介（主要是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叮咬传播给人类。这种广泛传播的病毒性疾病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更为常见[1,2]。DENV引起广泛的临床表现，从无症状或未分化发热（估计占40%–80%）到有症状的登革热（DF）（估计占20%），再到重症登革热（估计占有症状病例的≤5%），如登革出血热（DHF）或登革休克综合征（DSS）[3–6]。虽然大多数DENV感染为无症状或DF，但DENV偶尔可导致重症（DHF/DSS）甚至死亡（估计<1%）。感染四种DENV血清型中的一种可对该特定血清型提供终身同型免疫，但仅对其他血清型提供约1–3年的短期异型免疫。影响重症登革热的因素可因后续DENV感染、年龄和特定病毒株而增加[7–9]。
登革热已成为21世纪传播最快的媒介传染病之一[1,2,5,10]。全球约一半人口（居住在130多个国家）面临登革热风险，每年发生1亿至4亿例感染[5]。近年来（2023–2026年），2024年登革热疫情达到前所未有的全球峰值，影响全球各大洲100多个国家，报告病例超过1410万例（比2023年的约650万至700万例增加2倍），死亡超过9500例（比2023年的约700例增加1.36倍）[5]。在2024年全球登革热疫情之后，持续趋势（2025–2026年）显示，2025年初某些地区（特别是美洲）登革热病例数有所下降，但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多个次区域可能仍维持高传播水平。2026年初，登革热仍然是全球高风险公共卫生威胁，欧洲非传统地区持续出现重大疫情。全球登革热年度经济成本估计为89亿至400亿美元以上，其中合计了生产力损失、住院费用和媒介控制支出[11,12]。
登革热的全球传播与登革热媒介的全球扩散密切相关，这可能归因于其生态可塑性[1,4,10,13]。驱动DENV传播的因素包括气候变化、蚊虫适应、旅行和贸易以及城市化[1,2,10,13,14]。气候变化与伊蚊的适应密切相关，因为温度升高、湿度增加和降雨模式变化使伊蚊得以繁衍生息并扩大地理范围，导致登革热向更高纬度传播。例如，欧洲工业化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最近报告了本地获得性病例。旅行和贸易加速了全球人员流动，有助于将DENV传播到新地区，包括欧洲部分地区[14,15]。高密度、无计划的城市化可为伊蚊提供理想的孳生条件。这些驱动因素可极大地加剧其疾病负担，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历史上，登革热控制策略主要侧重于减少和消除城市而非工业环境中的伊蚊孳生地[16,17]。因此，登革热传播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是工业、商业和住宅场所对伊蚊媒介种群增殖的贡献[16–18]。工厂、仓库、加工厂和建筑工地等工业环境中经常积累与生产过程、基础设施维护、景观绿化和固体废物管理相关的各种水容器，为伊蚊媒介提供孳生条件。
因此，在登革热高风险传播区的工业扩张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工业工人可能面临职业和社区层面的双重暴露。然而，登革热预防的职业健康层面很少被纳入标准的安全、健康与环境（SHE）管理体系。缺乏结构化的工作场所登革热评估工具意味着，即使在实施全面ISO 45001（职业健康与安全）或ISO 14001（环境）框架的工厂中，也可能缺乏评估登革热风险、监测幼虫指数或执行纠正措施的标准化标准[19–21]。这一缺口在东南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尤为突出，这些地区登革热流行与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高度集中重叠[22]。
在此背景下，本叙述性综述旨在：（1）描述工业工作场所环境中登革热风险的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维度；（2）考察导致工厂环境中媒介孳生持续存在的行为和认知因素；（3）梳理与工作场所登革热预防相关的法规和标准格局；（4）将这些证据流综合为一个前瞻性的“无登革热工厂评估框架”（D-FAF）的概念基础，该框架可在登革热高风险工业区域进行运营、验证和推广（见支持文件A）。本叙述性综述的综述方法和综合见支持文件B。通过将框架建立在职业健康管理、行为科学和媒介控制实践的既有理论基础上，研究人员旨在提供概念路线图和实用工具，以推进工业环境中的登革热预防，特别是限于工业区、工业园区和工业园内的环境（见支持文件A）。
以下问题需要在此解决：
1. 为什么登革热仍然是一个矛盾性的“持续”公共卫生挑战？
2. 为什么在持续加强控制努力的情况下，登革热发病率仍在上升？
3. 工业区内或周边不受控制、无计划的快速城市化将如何为登革热创造常年孳生水库？
4. 幼虫源管理（LSM）如何在工业环境中发挥作用？
5. 什么是D-FAF的概念及其操作化？
2. 登革热持续性的悖论
全球登革热的流行病学格局以悖论为特征。过去30年中，登革热发病率增加了三倍，2023年达到500多万例，2024年高达1400多万例[1,5,14,23]。截至2026年初，全球登革热病例数仍居高不下，此前2024年报告病例超过1400万例。登革热负担高度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中亚洲——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约占全球总疾病负担的70%[23]。
登革热在流行国家仍然是一个矛盾性的持续公共卫生挑战，原因在于复杂的病毒动力学和免疫学因素[24–27]；缺乏特异性治疗和疫苗局限性[28,29]；环境和气候驱动因素[30–32]；媒介适应性和抗药性[33,34]；快速、无计划的城市化及基础设施差距[35,36]；以及移民和人口流动[32,37–39]（支持表1）。尽管持续媒介控制努力按理应降低疾病传播，但争议的是，为何控制措施常常失败？与此同时，随着媒介控制的加强，人群的群体免疫可能减弱，反而导致更频繁和更强烈的疫情暴发。
3. 工业区的登革热
3.1. 工业区登革热孳生水库的驱动因素
工业区内或其周边的无计划城市化是一种全球现象，在面临登革热持续悖论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普遍，这些国家工业快速扩张超过了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发展和监管监督。城市或工业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基础设施所能承载的容量，由此产生的差距——特别是低质量住房、卫生设施不足、废物处理不善和储水实践不当（支持表1）。这引发了疑问：工业区/工业园区/工业园内或周边不受控制、无计划的快速城市化将如何为登革热创造常年孳生水库？这些区域很可能充当人为危害源，工业活动和不充分的基础设施相融合，即使在非传播高峰月份也能维持DENV。如果伴随形成登革热常年水库的关键因素，在缺乏或不足媒介控制努力的情况下，这将形成埃及伊蚊的持续繁殖循环，逐步产生从地方到省级的登革热传播风险（图1）。
图1 工业区登革热孳生水库的驱动因素。
3.2. 泰国的工业集中与登革热脆弱性
在泰国，登革热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呈超流行状态，每2至5年出现一次流行周期[40]。与其他卫生区相比，第6卫生区——覆盖八个东部省份，包括人口/工人密度高的密集工业区和快速城市化伴随的广泛工业扩张——代表了登革热负担最高的省份。例如，罗勇府和春武里府仍面临重大的“登革热持续”公共卫生挑战，因为存在高流行登革热聚集区（2011–2020年数据）。与马来西亚工业走廊和越南出口加工区类似[27]，区域登革热传播强度可能归因于高人口和劳动力密度、具有不同登革热免疫背景的国际工人群体，以及快速城市化和卫生基础设施不足伴随的广泛工业扩张。
4. 工业环境中的埃及伊蚊幼虫源管理（LSM）
4.1. LSM策略
在实践中，利用LSM进行登革热媒介控制在工业环境中是有效的。它指的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物理环境、背景或周边环境，可能涵盖整个社区或工作场所背景（即具有工业特征的职业环境）。根据WHO指南[41,42]，LSM是指在工业环境中应用幼虫控制措施，或用于支持埃及伊蚊媒介种群增殖的孳生地的审慎环境管理。此处，LSM包含四种主要方式：根源消除（永久移除潜在孳生容器）、根源减少（防止潜在孳生容器积水）、生物控制（引入食蚊鱼）和化学控制（对不可避免的水体施用WHO批准的杀幼虫剂）。
在工业环境中，根源消除通常可通过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协议和可回收物料分类计划，对可随意处置的积水容器（如废弃设备、包装碎片和废物容器）实现。然而，功能性供水设施——冷却塔、消防系统和排水基础设施——无法消除，而需要通过工程改造来防止埃及伊蚊侵扰或再度侵扰。这些改造包括在储水罐上安装紧配合的筛网或盖子、定期冲洗排水渠道、在冷却水系统中安装防回流装置，以及在易接受位置应用自灭卵或致死卵诱捕器[42]。使用苏云金芽孢杆菌以色列亚种（Bti）或球形芽孢杆菌（Bs）制剂的生物控制是一种高度特异性和环境兼容的工具，用于控制工厂场地内观赏水体、排水坑和其他大型不可避免孳生地中的伊蚊幼虫[43]。因此，将LSM与登革热媒介监测工具相结合——包括标准幼虫指数，如布雷图指数（BI）、容器指数（CI）和房屋指数（HI），并根据工业环境特别是工业区/工业园区/工业园内进行改编[44]——将构成D-FAF的昆虫学监测支柱，详见后文。
4.2. 工业环境中的埃及伊蚊生态与容器类型学
鉴于其极强的生态可塑性，埃及伊蚊很好地适应了城市和工业环境，利用全年的积水容器和寻求人类宿主的行为[16,18,22,45–49]。在工业室内和场所内，潜在孳生容器可系统地分为四大类（图2）。第一类，储水容器：包括高位水箱、地面储水池、消防蓄水池、冷却系统集水坑和为工艺或公用目的保留的饮用水桶。消防蓄水池是工程设计的储水罐、水池或地下蓄水池，为消防喷淋系统、消防栓和泡沫系统提供可靠供水。由于这些系统通常需要适当、一致的水位控制以防止泵故障等问题，它们是埃及伊蚊滋生的理想场所。冷却系统集水坑用于收集和管理工业过程中的水，如冷却塔或暖通空调系统。这些系统通常包括坑或盆地、泵和液位控制器（排污泵浮球）以维持适当水位，也是埃及伊蚊滋生的理想场所。这些容器作为大容量埃及伊蚊栖息地，可支持高幼虫密度，并成为不受季节性降雨模式影响的持久孳生点。第二类，机械部件和工艺基础设施：包括开放式润滑油盘、冷凝水收集盘、与冷却塔相关的排水渠道和液压系统溢流储液器，这些会产生意外水生微栖息地，在常规设备维护中很少被识别为埃及伊蚊侵扰和登革热风险因素。第三类，园林绿化和绿地元素：如工厂花园或周边绿化中的观赏池塘、滴灌滴头、花盆底盘和排水坑，在暴雨或灌溉管理不当期间构成重要的室外栖息和孳生源。第四类，可回收和废物材料：包括废弃塑料容器、包装材料、用作周边标志的车辆轮胎和建筑碎片，可能代表了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系统中最被忽视的幼虫栖息地类型[22,50]。
图2 工业环境中伊蚊媒介孳生的容器类型学。
4.3. 伊蚊侵扰与工业工人的登革热风险认知
埃及伊蚊高度适应利用工业室内和场所，在缺乏防护行为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任何易感工业工人都可能暴露于其叮咬。易感工作场所——如通风不良且拥有众多供水设施的厂房、仓库、包装大厅和食堂——可维持埃及伊蚊种群的室内栖息，这些蚊虫在工人们工作时间叮咬静止的工人，造成除居住暴露外的职业传播途径。因此，登革热风险认知是这些易感工人保护自身的前提。风险认知——定义为对不良健康事件发生概率（感知易感性）和严重程度（感知严重性）的主观评估——是健康保护行为的核心决定因素[51]。如果工业工人具有感知易感性（认为自己可能感染登革热）和感知严重性（认为登革热是严重健康威胁），他们被认为会参与感知的预防行动益处、感知的行动障碍以及自我效能，并采取可以减少、预防或最小化健康威胁的媒介控制行为[16,18,52]。
此外，工业环境中登革热预防行为的障碍不仅仅局限于个人风险认知，还包括结构和组织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生产计划中分配给媒介控制活动的时间不足、设施管理与职业健康官员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工厂安全人员登革热风险评估培训不足，以及现有安全管理体系中缺乏登革热特定绩效指标。与化学暴露或机械事故等其他工作场所危害相比，登革热风险认知低通常与其相对较低的病死率有关，导致系统性地低估登革热对缺勤、生产力下降和医疗费用的影响。
4.4 工厂级LSM
工业环境中LSM的有效性关键取决于劳动力能力和部门间协调。基于社区的登革热控制计划强调，容器检查和根源消除活动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社区所有权、定期培训和对监测结果的反馈。工厂级LSM计划需要指定的训练有素人员——可能是SHE团队、职业健康官员或专门的登革热媒介控制协调人——赋予明确的任务和权力，并定义与常规检查和卫生监测相结合的伊蚊孳生检查时间表。更重要的是，基于常规昆虫学监测数据的登革热风险评估有助于提升防范和应对，以预防或中断工业区中的登革热传播焦点。
在实践中，工厂级LSM计划要求SHE官员确保遵守有关水管理、废物处理和综合媒介管理方面的环境法规，并与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作为LSM关键人员进行协调。市政媒介控制协调人/协调员（或地方当局的专职公共卫生官员）监督整个工厂级LSM计划的实施和报告，以符合后文所述的地方法律框架。昆虫学家（区域当局）利用基线登革热媒介监测数据来分析昆虫学指数，这些指数确定与登革热风险相关的伊蚊侵扰水平以及伊蚊媒介种群可能的杀虫剂抗性水平，绘制孳生地地图，并监测杀幼虫剂的功效。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流行病学家（省和区域当局）评估健康风险，追踪工业区的登革热传播焦点，并评估登革热媒介控制措施和监测活动的效果。这一人力资源和治理架构是拟议D-FAF的组成部分，详见后文。
5. 工作场所登革热预防的法规和标准格局
登革热流行国家职业健康与安全的监管环境为制度化工业环境中的登革热预防提供了基础性但尚未充分利用的框架。国际劳工组织（ILO）第155号《职业安全与健康公约》（OSH）[19]及其随附的第164号建议书确立了雇主负有评估和减轻工作环境对工人健康产生的所有风险（包括生物危害）的主要职责[19]。尽管源自这些文书的大多数国家OSH法规主要侧重于化学、物理和人机工程危害，但当与综合性法律框架（如法案、部级法规和公告）结合解释时，其范围通常足以涵盖媒介传播的生物风险，即旨在授权公共卫生官员应对疫情和管理检疫措施。
在泰国，《职业安全、健康与环境法》佛历2554年（2011年）是法律框架的基石，旨在要求雇主控制职业健康危害并维持安全工作环境，实施规定风险评估、危害沟通和纠正措施要求的部级法规。地方政府机构进行登革热媒介控制的法律框架[53]，与《公共卫生法》佛历2535年（1992年）相结合，提供了“额外规范性指导”。这些文书指的是补充规则、原则、标准或期望，用于指导建筑物所有者甚至建筑物管理者的行为、决策或绩效朝向预期、规定的结果，以减少或消除建筑物及其周边地区的伊蚊幼虫源[53]。然而，这些文书均缺乏工厂级系统实施所需的特异性——特别是关于工业环境中的登革热媒介监测和控制，例如昆虫学监测阈值、容器检查协议和基于绩效的评分标准。同样，在马来西亚，《职业安全与健康法1994》和《环境质量法1974》共同处理工作场所卫生和废物管理问题，但没有任何公报文书具体将登革热媒介控制作为高风险地区雇主的一项强制性义务[54]。
自愿性管理体系标准提供了另一种且可能更可行的制度化途径。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国际标准——提供了一个基于过程的框架，要求组织通过持续改进循环识别危害、评估风险、实施控制和监测绩效[21,55,56]。ISO 45001的“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逻辑与拟议的结构化登革热评估框架直接兼容。无登革热管理的PDCA映射与ISO 45001条款一致（图3）。“策划（第4-6条）”——定义范围、领导作用和工人参与，建立“无登革热”目标，并识别高风险位置（如积水水库或潜在孳生容器），作为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实施（第7-8条）”——实施LSM计划和媒介控制干预，建设劳动力能力和部门间协调。“检查（第9条）”——进行常规昆虫学监测，对照改编的标准幼虫指数监测和测量绩效。“改进（第10条）”——当指数超过登革热风险阈值或报告病例时制定纠正行动计划，确保控制策略的持续改进。将无登革热标准纳入ISO 45001认证审核或供应链社会合规审核可显著提升工作场所媒介控制计划的形象和问责性[20,53,54]。这种方法创造了在仅靠企业社会责任（CSR）或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中通常不存在的问责性[55,56]，特别是如果第三方审核员将寻找孳生地作为合规检查的一部分时。
图3 工业部门无登革热管理的PDCA映射。通过使用ISO 45001结构，通过PDCA循环系统管理生物风险以实现可持续性。
6. D-FAF的概念基础
6.1. 框架理由和设计原则
在上述工作场所登革热预防的法规和标准格局背景下，参与工厂级LSM计划实施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理解D-FAF的概念及其操作化，并与SHE和OSH管理体系合作[55,56]。D-FAF被构想为一个主动、结构化、基于绩效的工具，将登革热流行病学、媒介生态学、行为科学和SHE管理的证据转化为实际评估工具，适用于地理上不同工业区的多样化工业环境。目前，许多行业符合ISO 45001（健康与安全）和ISO 14001（环境）标准。基于ISO 45001/14001标准，一个成功的D-FAF可依托稳健的SHE管理体系受益，其七个核心要素：（a）领导力和承诺；（b）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HIRA）；（c）规划和目标设定；（d）组织结构与能力；（e）运行控制；（f）监测和测量；以及（g）管理评审，通过这些要素在PDCA模型上运行。
D-FAF基于三个总体设计原则。第一，它是前瞻性而非被动性的（在工人中发生登革热病例后才做出响应）。D-FAF旨在建立预防性的接受环境条件和基准，在工业区疫情暴发前预防登革热传播风险。第二，它是系统整合的。D-FAF设计与现有稳健SHE管理体系特别是ISO 45001保持一致，可无缝纳入认证过程和审核协议。第三，它是可扩展且情境敏感的（同时阐明普遍原则和最低标准）。D-FAF适应泰国根据《工厂法》佛历2535年（1992年）、部级法规及其修正案（支持文件A）所规定的工厂类型、规模和地理位置差异，并符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框架。更有趣的是，它通过分级合规水平和情境适应的评估标准在资源可用性上运行。
此外，可扩展性原则对于位于工业区/工业园区/工业园之外的中小型企业（SME）尤为重要，这些企业在登革热流行经济体中占工业机构很大比例，但往往缺乏进行常规昆虫学监测或运营综合职业健康计划所需的技术专长和财务资源。为了避免成为SME难以实际满足的合规负担，D-FAF设计了宽松的分级合规入门水平（如简化的铜牌路径），强调低成本根源减少和基本意识，而非完整的内部昆虫学能力。然而，需要制定一个无登革热工厂得分，其中最小昆虫学阈值来自适应SME的可接受幼虫指数（支持文件C）。资源共享安排可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在工业园区层面组织的汇集或共享媒介控制服务、地方当局和区域媒介控制机构的技术支持（包括训练有素官员的定期昆虫学审核），以及低成本数字工具（如基于移动的容器检查报告和共享幼虫指数仪表板）（第7节）可共同替代单个SME无法单独维持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该框架阐明了普遍最低标准，同时在整个企业规模范围内保持可实现性。
D-FAF的适用性不仅限于泰国。尽管该框架主要依据泰国的监管和流行病学背景制定，但其几个核心组成部分预计可广泛应用于登革热流行国家：五个评估领域（第6.2节）、与ISO 45001一致的基于PDCA的持续改进逻辑，以及将结构化工作场所级LSM纳入SHE体系的潜在原则。相比之下，其他要素可能需要本地适应，即：（i）国家职业健康与安全立法和认证路径，其范围和可执行性因管辖区而异；（ii）工业基础设施和工厂类型学，其规模、储水实践和生产过程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以及（iii）当地媒介生态学，包括物种组成（如埃及伊蚊与白纹伊蚊的相对贡献）、杀虫剂抗性谱和容器偏好，这些共同决定了哪些昆虫学指数和阈值在流行病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采用D-FAF的国家保留其核心领域结构和PDCA逻辑，同时重新校准具体指标、权重和认证阈值（表1、表2），以反映国家监管框架和当地昆虫学证据。
表1. 五个D-FAF评估领域的拟议（暂定）权重方案a和初步评分规则。
评估领域 | 权重(%) | 示例子指标 | 评分方法
环境与容器风险评估 | 30 | 工业适应BI/CI/HI；大容量设施中幼虫/蛹的存在；容器审核覆盖率 | 指数带转换为0–100子得分，然后加权
结构与工程控制 | 20 | 水箱/蓄水池筛网；排水设计与维护；固体废物管理；园林绿化实践 | 清单合规率（控制措施到位%）
监测与响应能力 | 20 | 症状监测；病例报告协议；工人通知和治疗获取 | 能力量表（缺失/部分/完整）
组织治理与政策 | 15 | 书面登革热政策；指定受训人员；纳入SHE计划；部门间协调 | 文件证据清单
劳动力知识、态度与实践（KAP） | 15 | 感知易感性/严重性；益处/障碍；自我效能（健康信念模型） | 经验证KAP问卷（平均%得分）
总计 | 100 | 综合无登革热工厂得分 | 加权和?等级（表2）
a权重为临时性，需在采用前进行心理测量学测试和外部验证。这些数值由专家和作者意见提出，尚未经过验证研究的证据支持。
表2. 三个D-FAF认证级别的拟议（暂定）定量标准a，结合综合无登革热工厂得分和最低昆虫学阈值。
认证级别 | 综合无登革热工厂得分(%) | 最低昆虫学标准（工业适应） | 示例性解释
铜牌（基线） | 60–74 | BI≤20；CI≤10%；HI≤10%（场所级），且大容量供水设施无幼虫 | 功能预防基础设施和基本意识到位；残留孳生可容忍但需监测
银牌（中级） | 75–89 | BI≤5；CI≤5%；HI≤5%，连续至少两个检查周期持续 | 持续媒介控制和受训劳动力；昆虫学风险持续低
金牌（完整） | ≥90 | BI≤1；CI≈0%；HI≤1%，无阳性大容量容器，且前一周期无本地工人病例 | 最低昆虫学风险、全面治理、模范监测和响应能力
a所有数值均为初步性，应用于工业区/工业园区/工业园时需进行现场验证。这些数值由专家和作者意见提出，尚未经过验证研究的证据支持。
6.2. 评估的核心领域
D-FAF围绕五个核心评估领域组织，反映了工业环境中登革热传播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图4）。第一个领域，组织治理与政策，考察可持续登革热预防的制度条件，包括是否制定书面登革热预防政策、指定和培训负责人员、将登革热风险纳入SHE管理计划、部门间协调机制以及与地方当局和其他卫生当局的接触。该领域反映了这样的认识：没有支持性组织结构和问责机制，个人行为改变是不够的[20,21,54–56]。
图4 D-FAF：工业部门登革热预防的综合框架。
第二个领域，结构与工程控制，评估登革热预防基础设施的物理充分性，包括水罐和储水容器的筛网、排水系统设计和维护、固体废物管理系统以及园林绿化实践。该领域借鉴了媒介控制的环境设计原则，认识到结构性改造通常比单一行为干预提供更持久和更具成本效益的幼虫源减少。
第三个领域，环境与容器风险评估，包括对工业场所内所有积水容器的系统检查和评分——按类型（储水、机械、园林绿化和可回收废物）、状态（存在幼虫或蛹、积水、有机碎片）和位置（室内、室外和周边区域）分类。工厂适应昆虫学指数（支持文件C）提供了与WHO推荐的住宅环境监测阈值[44]类似的定量风险基准。
需要强调的是，该领域依赖的传统幼虫指数——BI、CI和HI——最初是针对住宅环境开发的，因此在应用于工业区内的大型工业场所与工业区外的个体工厂时具有重要局限性（支持文件C）。支撑BI和HI的“房屋”或场所分母不能干净地映射到单个工厂占地面积上，工厂可能拥有广阔场地和不成比例地密集、异质的容器清单；按“场所”表示幼虫阳性率可能根据单位定义而低估或高估风险。此外，标准指数将每个阳性容器同等对待，不按生产力加权，因此无法捕捉冷却集水坑和消防蓄水池等大容量栖息地可维持极高蛹输出的超比例流行病学贡献。为解决这些局限性，应考虑工厂适应分母——例如按单位地板或地面面积、按工人数量或按生产单位表示的指数——以及蛹或生产力加权测量作为传统指数的补充指标（支持文件C）。由于尚未验证工业特定指数，因此将工厂特定昆虫学指数的开发和现场验证确定为一个关键研究空白（第7节），本框架中使用的阈值应视为临时性，有待验证。
第四个领域，劳动力知识、态度与实践（KAP），将健康信念模型操作化为评估视角，以衡量个人和集体参与登革热预防行为的准备程度。改编自经验证KAP工具的评估工具测量工人对登革热预防活动的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益处和障碍以及自我效能。KAP分数既用于诊断——识别风险沟通和培训的优先领域——也作为随时间跟踪的绩效指标。
第五个领域，监测与响应能力，评估工厂及时发现、调查和响应工人中登革热病例的能力。这包括症状监测系统、向职业健康人员、SHE团队、公共卫生当局的报告协议，以及工人通知和治疗获取程序。强大的响应能力对于防止工作场所登革热聚集性疫情放大为工业区更广泛的社区传播事件至关重要。
6.3. 评分、认证和持续改进
拟议的D-FAF在其五个领域采用加权评分系统，反映各领域在驱动工业区内工业场所（而非工业区外个体工厂）登革热传播风险中的相对流行病学重要性。此类拟议领域得分汇总为综合无登革热工厂得分，该得分映射到三个认证级别：铜牌（基线合规，表明功能性登革热预防基础设施和意识）、银牌（中级合规，表明持续媒介控制和受训劳动力能力）和金牌（完全合规，反映最低昆虫学风险、全面治理和模范监测及响应能力）。这一审阅中的分级结构旨在认可和奖励渐进式进展，即使在面临资源限制的工厂中也能保持参与，同时为行业领导者创造理想基准。为操作化这些级别，研究人员提出了结合综合无登革热工厂得分与从适应工业环境的标准幼虫指数（BI、CI和HI）得出的最低昆虫学阈值的暂定定量标准。综合得分计算为五个评估领域（第6.2节）的加权和，其中环境与容器风险评估领域因其在驱动传播风险中的直接作用而被赋予最大权重，其次是结构与工程控制和监测与响应能力，然后是组织治理与政策和劳动力KAP。拟议领域权重及其理由见表1，每个认证级别的分数带及伴随昆虫学上限汇总于表2。
权重理由优先考虑最接近传播风险的领域：直接昆虫学证据（环境与容器风险评估）承载最高权重，其次是决定是否预防孳生和检测病例的工程控制和监测能力，治理和劳动力KAP作为赋能条件。该评分表旨在支持外部验证，尚未经过心理测量学测试；权重、子指标和评分方法在用于认证前应进行经验校准和验证，与第7节中KAP工具验证研究空白一致。
作为示例，考虑一个总分为82%的工业园区或区域——在结构控制和监测方面表现出色，但劳动力KAP较弱——在审核中记录BI=4、CI=4%和HI=3%，并在其冷却集水坑或消防蓄水池中检测到埃及伊蚊幼虫。该设施将达到银牌门槛，但因其昆虫学指数和KAP领域仍高于金牌上限而达不到金牌；针对性风险沟通和消除残余小容器孳生将是为了进步所需的纠正措施。此处提出的分数带和昆虫学上限有意作为临时起始值；相对领域权重、精确界值和工业适应指数阈值在作为认证标准采用前都需要在不同工厂类型中经验校准和现场验证。总之，D-FAF框架的权重方案和认证阈值是初步的，仅用于概念演示，除非有进一步的已发表验证研究支持。
支撑ISO 45001的PDCA循环为D-FAF实施提供了持续改进逻辑。针对D-FAF标准的年度重新评估——理想情况下由训练有素的外部审核员或国家/区域/省级媒介控制机构官员进行——产生可操作的纠正行动计划，反馈到设施管理计划中。区域工业区D-FAF评估的汇总工厂级数据可进一步用作流行病学早期预警系统，在临床登革热病例出现之前识别高昆虫学风险的地理群集。
6.4. 与国家及国际标准的对接
D-FAF明确设计用于与多个规范框架对接。其环境管理领域与ISO 14001:2015识别和控制环境危害的标准一致。其劳动力培训和沟通组件符合ILO OSH公约155号和建议书164号关于工人信息及职业风险教育的要求。其治理领域纳入WHO《全球媒介控制应对》（GVCR）2017–2030[57]的要素，特别是呼吁超越传统卫生部门边界的多部门参与和能力建设。通过阐明这些跨框架兼容性，D-FAF将登革热预防定位为负责任的企业ESG绩效的组成部分，而非孤立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这是投资者和供应链利益相关方审查中日益重要的维度。
需要澄清的是，D-FAF被构想为WHO GVCR 2017–2030和更广泛综合媒介管理（IVM）战略的补充而非替代[57]。IVM提供了国家和社会层面媒介控制的总体跨部门战略方法，涵盖多种媒介物种、传播环境和控制方法，在卫生、环境和其他部门间协调。相比之下，D-FAF在个体工业场所层面操作化IVM原则，将IVM对循证决策、多部门合作和综合方法的强调转化为嵌入现有SHE管理体系中的标准化、可审核、基于绩效的评估工具。在此意义上，D-FAF可被理解为工作场所层面的实施机制，将国家IVM计划延伸到并不总能得到基于社区媒介控制活动良好服务的工业环境，同时与IVM核心原则完全一致并予以强化。
7. 研究空白与未来方向
2026年，泰国公共卫生部疾病控制厅（DDC）在不同卫生部门层面启动了D-FAF的部署。与此同时，与全国工业环境中稳健SHE管理体系配合的D-FAF合作，需要几个重要的证据空白，这些空白限制了D-FAF的即时操作化，并界定了该领域的研究议程。
首先，缺乏量化工业环境中职业暴露所致的登革热病例比例的已发表流行病学数据，因为大多数监测系统不区分工作场所与居住传播。需要在登记的工厂进行前瞻性职业队列研究并进行昆虫学同步调查，以确定传播归因基线，并验证工厂特定幼虫指数的流行病学相关性。其次，D-FAF在不同工厂类型——包括SHE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中实施的可行性、可接受性和成本效益需要通过多国环境中的试点研究进行前瞻性评估。第三，D-FAF的行为科学基础需要经验验证针对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工业工人群体校准的KAP工具。其心理测量学性质在具有不同教育水平、就业不稳定性、移民身份和组织文化的职业人群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第四，数字技术——包括基于移动的容器检查报告、GPS参照幼虫指数地图绘制和工厂管理数据仪表板界面——在提高D-FAF实施效率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值得系统调查。数字昆虫学监测平台已在社区环境中显示出前景，可适应并验证用于工厂级部署。
最后，在公共卫生背景和法律方面，将D-FAF正式化为国家标准或认证计划的治理和监管路径需要DDC、各部委、泰国工业园区管理局、行业协会、地方当局、省级公共卫生当局、职业安全监管机构和国际标准机构之间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以试点实施证据为基础的跨部门政策对话进程对于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将D-FAF概念转化为制度化实践至关重要。
为加强D-FAF框架并为其提供清晰的研究路径，外部验证的一般性建议可通过结构化三阶段方法操作化。这涉及多部门试点测试、统计校准和对照既定流行病学指标的严格基准测试。
7.1. 阶段1：多部门试点实施
验证必须覆盖多样化制造环境，以确保框架适应不同的运营现实、空间布局和工人人口统计数据。
i. 行业选择：在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高风险工业部门并行试点（如电子、纺织制造、重型机械和化学加工）。
ii. 地理多样性：在多样化工业区/工业园区/工业园部署评分表，平衡高密度城市工业区与广阔郊区或农村地区。
iii. 运营规模：包括跨国企业（通常资源丰富）和中小企业，以测试评分表在资源约束下的可行性。
7.2. 阶段2：对照流行病学指标进行基准测试
为证明其实用性，综合无登革热工厂得分必须与本地登革热传播数据显示出统计学显著的关联。
i. 回顾性比较：将来自当地卫生登记处的历史登革热病例数和本地聚集数据与工业区初始基线得分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