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是21世纪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贡献因素，占全部死亡人数近六分之一（16.8%），占全球非传染病死亡人数的近四分之一（22.8%）1,2。在全球范围内，除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外，自1990年以来癌症新发病例数已增长逾一倍，2023年达到1850万例；癌症相关死亡人数上升了74%，总计1040万例3。预计2026年美国将新发约211.49万例癌症，癌症死亡约62.61万人4。全球癌症新发病例预计在未来25年内增加61%，到2050年将达到3050万例；癌症年度死亡人数预计将增加近75%，攀升至1860万例5。
尽管2024年至2050年间癌症总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预计将大幅上升，但50岁以上老年人中癌症的发病率总体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然而，50岁以下成年人中被诊断出癌症（定义为早发性癌症）的病例在近几十年显著上升，尤其是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子宫肿瘤6,7,8,9。早发性癌症发病率的快速上升凸显了阐明新兴风险因素贡献的紧迫性，并亟需开发新的预防和干预策略6,10,11,12。
随着年轻人群癌症新发病例显著增加，癌症幸存者人数也在持续增长；这一增长受到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驱动，同时也得益于早期检测、治疗和支持性护理的进步提高了生存率。全球有近5400万人是在过去五年内被诊断出癌症的13。截至2025年1月1日，美国约有1860万人患有癌症病史，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超过2200万14,15。
随着癌症新发病例持续增加，尤其是50岁以下年轻成人癌症发病率上升以及癌症幸存者人数增多，Nutrients的特别专题"癌症营养——从预防到康复护理"汇集六篇贡献文章，涵盖机制性细胞研究、动物模型、临床初步试验、行为干预工作和系统层面建模，聚焦于从癌症预防到康复护理的饮食策略。这些出版物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营养相关暴露因素——饮食模式、生物活性化合物、微生物组调节基质和补充剂——与代谢和信号通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具有临床意义，但只有在充分考虑生物学背景和转化可行性进行评估时才具有实际价值。
- 机制基础：营养相关分子与肿瘤选择性效应
营养肿瘤学研究的一块基石是在建立机制合理性的同时，解决一个反复出现的转化挑战：理想的干预措施应能抑制恶性表型，同时不影响——甚至能保护——正常组织。Zeng等（贡献1）通过研究熊去氧胆酸（UDCA）探讨了这一概念，UDCA是一种具有抗炎特性的亲水性胆汁酸，其作用可能受饮食模式影响，且被认为可减缓结肠癌发生过程中的某些方面。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证明UDCA对癌变HCT116结肠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大于对非癌变NCM460结肠细胞的抑制作用。这种肿瘤选择性模式加强了进一步对胆汁酸相关通路进行机制性和转化性研究的理由，这些通路是连接饮食与结直肠癌风险和进展的介导因素。更广泛地说，该研究强调了在评估饮食生物活性成分时，在恶性与非恶性模型之间进行比较测试的价值。
Centeno等（贡献2）研究了一个互补但不同的临床关注点：一种常用营养补充剂是否可能以保护正常组织但对肿瘤细胞潜在有害的方式调节化疗相关的细胞反应。牛磺酸是一种非蛋白氨基酸，常作为补充剂使用，据报道可在涉及顺铂等DNA损伤因子的情况下保护组织免受退化。通过对与卵巢癌相关的细胞内牛磺酸水平建模，作者识别出与细胞保护和应激反应相关通路的激活，包括p53、ERK、mTOR和DNA损伤感应依赖性机制。这一贡献强调了肿瘤学支持性营养的一个关键原则：旨在减少毒性的干预措施不仅应根据症状获益进行评估，还应评估其对肿瘤细胞存活通路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DNA损伤治疗的情况下。此类研究支持开发更为细致的指导方针，使其对肿瘤生物学、治疗方式和补充剂使用时间更加敏感。
- 全生命周期预防与微生物组：早期暴露的长期后果
年轻发病结直肠癌发病率的上升使人们更加关注生命早期因素对后续癌症风险的影响。Lin等（贡献3）通过证明在生命早期补充Antrodia camphorata（云芝）可改变肠道微生物组，并在APC1638N小鼠的后期抑制年轻发病的肠道肿瘤发生，为该领域做出了贡献。该研究与新兴的全生命周期模型相一致，即早期营养暴露可在发育窗口期内塑造微生物生态和宿主生理，从而影响长期肿瘤易感性。
从转化角度来看，该研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将预防与微生物组生物学相结合，并指出了除饮食摄入本身之外的潜在机制中间体，包括微生物群组成和下游微生物代谢物。同时，它也强调了在负责任地推进生命早期补充剂方案之前，需要进行细致的逐步转化——特别是关于剂量、安全性、效果的持久性以及向多样化人类人群的适用性。
- 胰腺癌的代谢与微生物组靶向策略：前景、安全性与务实性
胰腺导管腺癌（PDAC）仍然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促使人们关注靶向肿瘤代谢或治疗反应性的辅助策略。本特别专题中的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与PDAC相关的营养干预。
Cortez等（贡献4）研究了生酮饮食（KD）对小鼠晚期胰腺癌变的影响，明确评估了有效性和安全性。KD被认为通过改变全身和肿瘤代谢发挥抗肿瘤作用，但关于其耐受性、不良代谢后果以及肿瘤代谢依赖性的异质性的担忧依然存在。通过研究晚期癌变并同时报告安全性考虑和有效性信号，该研究反映了该领域的重要成熟：肿瘤学中的饮食模式干预必须以临床现实性来评估，包括晚期疾病生理的潜在限制和实施的实际要求。
在一项互补的临床初步试验中，Nakaoka等（贡献5）以随机对照设计评估了1-半乳糖寡糖补充在PDAC患者中的疗效。受肠道微生物组可能影响化疗反应这一证据的启发，作者探索了一种果寡糖益生元能否在化疗期间提供临床获益。这一贡献作为超越关联性研究的干预性步骤尤为宝贵，推动了微生物组从描述性生物标志物领域向可调节治疗靶点的转变。它也体现了定义肿瘤学营养试验的方法学挑战——患者异质性、并行的支持性护理、依从性变异性以及终点选择——同时展示了微生物组导向策略在高度需求临床环境中的可行性和相关性。
- 幸存者与远期效应：将证据转化为可行动的营养支持
随着幸存者人数增多，治疗的远期效应越来越决定长期健康。Pritlove等（贡献6）针对一个持续存在的临床空白：妇科癌症幸存者盆腔放疗后的胃肠道毒性问题。他们的初步研究评估了一项创新烹饪营养干预方案（EDIBLE），旨在减少消化异常并改善饮食决策，其背景是标准指导往往不够具体且难以操作。
这一贡献强调了有效的营养护理不仅关乎确定"吃什么"，还关乎"如何使其可行可行"——通过基于技能的教育、症状指导的适应性调整和行为支持来实现。它还进一步强调了以患者体验为中心的终点的重要性，包括症状负担和生活质量，即使机制性依据很强，这些终点也常常决定依从性和实际影响。
综合而言，这六篇出版物强调了下一阶段营养与癌症研究的几个优先事项。首先，背景特异性至关重要：营养相关化合物可能在恶性和非恶性组织间产生差异化效应，并可能与特定治疗机制相互作用，这加强了进行比较模型和治疗相互作用研究的必要性。其次，微生物组、代谢和信号通路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领域；未来的研究将从结合微生物组分析、代谢组学和通路层面分析的综合方法中受益。第三，转化需要对有效性和安全性给予均衡关注，特别是在晚期癌症和活动治疗期间。最后，以实施为导向的干预——如烹饪营养项目——应得到推广和严格评估，因为它们是提供基于证据的支持在幸存者及更广泛场景中切实可行的途径。
总之，这一专题集凸显了营养作为癌症预防、治疗支持和康复护理中生物学活性、临床相关且日益精准化的组成部分。通过涵盖肿瘤选择性生物活性效应（UDCA）、化疗背景下补充剂的路径感知建模（牛磺酸）、具有长期预防意义的全生命周期微生物组调节（Antrodia camphorata）、具有明确安全性考虑的代谢饮食模式试验（生酮饮食）、微生物组靶向临床干预（1-半乳糖寡糖）以及可行动的幸存者营养支持（EDIBLE），这些贡献共同推动该领域走向更加严谨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营养肿瘤学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