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危机生命周期中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应对中介机制的三波重复横断面研究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cross a Public Health Crisis Lifecycle: A Three-Wave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Mediating Coping Mechanisms

　　

目的：采用完整的危机生命周期视角，本研究探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支持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以心理症状为核心测量指标）的潜在机制，并考察该机制在危机生命周期三个核心阶段（应急期、适应期和重建期）的人群水平跨阶段关联。方法：以COVID-19大流行作为完整危机生命周期的自然实验情境，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为期五年、三波重复横断面调查，于2020年、2023年和2025年分别招募独立样本，共纳入2958名大学生。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PQEEPH）进行评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组分析，对应对方式的双路径中介模型进行跨阶段验证。结果：（1）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直接关联在三个阶段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均p < 0.01），且三个阶段之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 > 0.05）。（2）积极应对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在三个阶段均显著（均p < 0.05），且其中介效应跨阶段呈递增趋势，应急期与重建期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β = 0.081，p < 0.05）。（3）消极应对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在三个阶段均显著（均p < 0.05），三个阶段之间无显著时间差异（p > 0.05）。结论：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人群水平上呈现异步跨阶段模式：直接效应在各阶段保持稳定；积极应对的中介路径在三个阶段呈递增趋势，在重建期效应最大；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在各阶段保持稳定。

公共卫生危机生命周期视角下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应对中介机制的三波重复横断面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公共卫生事件是指对公众健康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明事件，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严重食物或职业中毒等。COVID-19大流行作为全球性严重公共卫生危机，累计确诊超7.77亿例、死亡超600万例，对人群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显示，公共卫生事件后焦虑、抑郁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普通人群中长期高发，PTSD患病率最高可达33.3%。大学生处于成年初显期，生活经验相对有限、心理调节能力尚不稳定、情绪反应较为强烈，且高度依赖校园集体生活，在封控管理和社交受限的危机场景中应激耐受性下降，较其他群体更易产生恐惧、焦虑等负性情绪。

既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心理健康的最直接且稳定的保护因素，应对方式在其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然而，已有研究大多聚焦疫情暴发期或高峰期的急性应激反应，或疫情后期短期适应结果，缺乏在统一完整危机生命周期框架下对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系统整合与跨阶段比较。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危机并非孤立的单一事件，而是具有独特情境逻辑的渐进发展过程，包含应急期、适应期和重建期等顺序性阶段。COVID-19从早期急性公共卫生冲击演变为对个体适应能力和社会韧性的长期挑战，恰好为考察这一完整生命周期的动态关联提供了自然实验情境。基于此，研究人员依据危机生命周期理论、WHO 2023–2025年战略准备与响应计划及中国防控政策阶段性转变，将COVID-19危机全过程划分为应急期（2020年3月）、适应期（2023年7月）和重建期（2025年7月）三个核心阶段，开展本研究。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三波重复横断面设计，在五个时间跨度五年的关键阶段分别招募独立样本，共纳入来自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四省五所高校的2958名全日制本科生。研究以明尼苏达州资源保存理论（COR理论）和应激缓冲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积极/消极）—心理健康"的双路径平行中介模型，提出三组假设：直接效应在各阶段均显著且无跨阶段差异（H1a/H1b）；积极应对中介效应在各阶段均显著且重建期强于应急期（H2a/H2b）；消极应对中介效应在各阶段均显著且无跨阶段差异（H3a/H3b）。研究结果支持了全部假设：直接效应稳定，积极应对中介效应递增，消极应对中介效应稳定。

三、关键方法

本研究为三波重复横断面调查，样本来源为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5所高校的2958名在校本科生（应急期1122人、适应期841人、重建期995人；平均年龄20.22岁；男性961人、女性1997人）。主要测量工具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PQEEPH）。数据分析采用AMOS 24.0和SPSS 26.0：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结构与判别效度，再以多组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显著性，并通过多组比较检验跨阶段效应差异。

四、研究结果

（一）三个疫情阶段心理症状的差异。描述统计显示，三波调查的心理症状得分差异显著：应急期均值为9.603，适应期升至40.510，重建期回落至36.246。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确认三个独立样本间构型不变性和度量不变性完全成立（ΔCFI≥?0.010、ΔRMSEA≤0.015、ΔSRMR≤0.030），排除了结构性测量偏差替代解释，表明分差反映真实人群差异。应急期校园封控为短期临时措施，且心理支持及时部署，学生仅面临孤立的一次性应激源，症状水平较低；2023年适应期恰逢中国实施"乙类乙管"后第二次感染高峰，全国哨点医院阳性率峰值达42.5%，校园宿舍、教室、食堂等密集环境构成持续传播风险，长期健康忧虑、反复间歇性封控及多轮防疫疲劳叠加形成慢性累积应激，症状水平大幅攀升；2025年重建期公共卫生管理全面常态化，群体感染威胁消退，症状逐渐下降。

（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直接效应在危机生命周期中的时间稳定性。多组SEM分析显示，三个阶段的直接效应均显著（应急期β = ?0.158、适应期β = ?0.175、重建期β = ?0.198，均p < 0.01），效应量处于小效应范围（约0.16–0.20），且跨阶段差异不显著，证实直接效应具有时间稳定性。这归因于社会支持核心功能的跨阶段普适性，以及支持体系的持续维持，从长期实证角度支持了社会支持主效应模型。

（三）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随危机生命周期呈递增趋势。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在三个阶段均显著（应急期间接效应 = ?0.064，95% CI [?0.116，?0.020]；适应期 = ?0.107，95% CI [?0.208，?0.014]；重建期 = ?0.144，95% CI [?0.221，?0.081]）。应急期与重建期对比中，重建期中介效应显著更强（β = 0.081，95% CI [0.001，0.171]），虽为边缘显著且效应较小，但结合持续的显著性及数值梯度，支持积极应对中介效应递增的结论。

（四）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在危机生命周期中呈持续不良效应。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在三个阶段均显著（间接效应分别为0.036、0.051、0.037），标准化间接效应维持在小范围（β = 0.036–0.051），跨阶段无显著差异。社会支持预测消极应对的路径系数在各阶段均较低且稳定（β = 0.110–0.134），反映出消极应对主要受神经质等稳定特质驱动。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这一看似反直觉的结果，可能与SSRS同时测量主观与客观支持、痛苦驱动的支持动员效应及特质性混淆因素有关。

五、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

讨论部分还指出，跨文化推广需谨慎，中国集权化、分阶段防控政策提供了清晰阶段边界，但在应对措施较为分散的国家，三阶段的时序区分可能不明显。局限性包括自我报告数据无法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SSRS三个子量表内部一致性低于0.70，以及便利抽样性别比例偏差（女性67.5%）。研究结论为：从公共卫生危机全生命周期视角出发，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整体影响呈跨阶段异步模式——直接保护效应保持稳定；间接影响路径中，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在三个阶段呈递增趋势，重建期效应最大，而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呈稳定的不良效应。这些发现提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长效治理中的心理援助体系应兼具稳定性与动态性：构建稳固社会支持网络是基础性策略，随危机阶段演变，干预重心宜从外部支持供给转向赋权积极应对，在后期阶段尤为关键；同时，需针对消极应对的稳定风险路径实施长期、靶向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