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的特点是具有复杂的病理生理机制，可促进全身性炎症和多器官受累。持续的疾病活动以及炎症控制不佳——无论是由于治疗不足还是治疗失败——均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的发生。类风湿关节炎（RA）和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等其他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均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采取综合方法应对这些疾病，可有助于更早地评估和管理心血管风险，并有可能降低长期发病率和死亡率 [1,2,3,4,5,6,7,8,9,10,11,12,13,14,15].
《临床医学院报》免疫学与风湿病学板块推出的新一期特刊，题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中的心血管风险"，探讨了免疫介导炎症性疾病中心血管风险的临床相关方面，包括风险评估和治疗可能对心血管系统产生的影响。该特刊包含八篇原创文章和两篇综述，涵盖银屑病关节炎、SLE、RA、大动脉炎、家族性地中海热（FMF）、特发性炎症性肌病（IIM）、胰岛素抵抗以及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
Charca等人针对250例银屑病关节炎患者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 [16]，旨在调查可能超越SCORE2进一步提升心血管风险分层的标志物。评估内容包括颈动脉和股动脉超声检查以及腹部X线成像。研究者评估了高尿酸血症作为潜在的代谢性心脏风险增强因子，并考察了其与多部位血管斑块之间的关联，旨在改善该患者群体的心血管风险分类。
SLE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征为系统性炎症、潜在的多器官受累以及累积性器官损伤。Richter等人在一项纳入88例SLE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中，评估了心血管共病、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以及SLE相关危险因素 [17]。该研究还探讨了这些特征与白介素-6（IL-6）之间的关联，IL-6是一种炎症标志物，可能有助于建立更全面的心血管风险概况。在某些合并症患者中，较高的IL-6浓度提示该细胞因子与心血管风险之间可能存在潜在关联 [1,2,3,4,5,6,7,8,9].
Deseatnicova等人对接受甲氨蝶呤治疗的女性RA患者及年龄匹配的对照组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 [18]。研究者评估了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临床特征以及免疫学指标，包括抗瓜氨酸化蛋白抗体和CD4/CD8 T细胞比值。该研究整合了临床、血管和免疫学评估，旨在识别与RA患者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风险相关的因素。
Di Lisi等人在一项为期七年的前瞻性研究中，纳入100例无心血管或脑血管病史的患者，探讨了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标志物与后续心血管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 [19]。参与者接受了主动脉上干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IMT测量、β僵硬度指数评估、脉搏波速度测定及超声心动图检查。此外，还评估了心血管危险因素、代谢综合征和胰岛素抵抗。这些数据有助于阐明亚临床血管标志物在长期心血管风险评估和筛查策略中的作用 [11,20,21,22].
Kaymaz-Tahra等人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非干预性观察研究，纳入77例大动脉炎患者 [23]。研究者评估了PET/CT上髂股动脉受累与人口统计学特征、临床特征和影像学特征之间的关联，特别关注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研究还评估了疾病活动度、炎症标志物、影像学发现以及治疗史（包括免疫抑制治疗及糖皮质激素暴露情况）。这些数据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大动脉炎中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与血管受累之间关系的理解。
FMF是一种自身炎症性疾病，可能与全身性并发症有关，包括血管功能障碍。Duman等人在一项横断面研究中，纳入97例接受秋水仙碱治疗的FMF患者和81例对照组，探讨了秋水仙碱治疗与心室-动脉耦联（VAC）之间的关联 [24]。分析中纳入了秋水仙碱剂量。通过超声心动图测量和非创伤性肱动脉血压测量评估VAC，可计算动脉顺应性与收缩末期顺应性的比值。这些发现有助于描述FMF患者的心血管改变，并为未来的风险分层研究提供支持。
Popescu等人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单中心观察性试点研究，纳入48例接受Janus激酶抑制剂（JAKi）治疗的RA患者 [25]。研究者评估了临床、炎症、脂质及血管指标。血管评估包括颈动脉IMT、高分辨率超声检测颈动脉斑块以及踝臂指数。患者在基线和治疗12个月后进行了评估。该研究考察了这些指标的纵向变化，并探讨了JAKi治疗在RA中的潜在心血管影响 [26,27,28,29].
IIM是一组异质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以肌肉受累、肌肉酶水平升高、肌电图异常以及肌炎特异性或肌炎相关自身抗体的存在为特征。Szinay等人在一项纳入80例IIM患者的研究中，评估了心血管风险、动脉粥样硬化和疾病活动度 [30]。研究者使用SCORE2、颈动脉多普勒超声、IMT测量和生物标志物来表征心血管风险。在推荐降脂治疗后，评估了六个月的治疗效果和不良事件。研究者还评估了治疗后心血管风险类别的变化。
RA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在本特刊中的第一篇综述中，Oiegar和Pop探讨了RA中炎症、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心血管并发症以及风险评估之间的关系 [31]。该综述讨论了参与心血管事件的机制、常见的心血管表现、现有的风险评分以及相关的风湿病学欧洲联盟（EULAR）建议。
Staveri等人提供了一篇关于SLE中心血管风险分层的叙述性综述，突出了与该系统性疾病相关的主要心血管并发症 [32]。该综述综合了实验室和影像学发现，并提出了一种心血管疾病预防的综合方法。建议的框架纳入了临床、实验室、遗传和影像学参数，强调了影像学在个体化心血管风险评估中的价值。
总体而言，本特刊中的各项贡献突出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的全身性后果，特别是其心血管负担。这些研究强调了进行早期、全面且反复的心血管风险评估的必要性，应在适当时将传统危险因素与疾病相关炎症、治疗暴露、生物标志物和血管影像学检查相结合 [6,7,10,11,12,14,20,21,22]. 这些研究为未来旨在改善免疫介导炎症性疾病患者心血管预防和治疗策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