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双重转型与劳动力非正规性：阈值效应与收入群体异质性

《Economies》：Twin Transition and Labor Informality in Asia-Pacific: Threshold Effects and Income-Group Heterogeneity

　　

研究关于数字与绿色“双重转型”（twin transition）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欧洲高收入环境，使其对发展中亚洲劳动力非正规性后果的探讨不足。本研究利用ILOSTAT和世界银行面板数据，考察2005年至2022年间17个亚太经济体中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单独及交互地与劳动力非正规性和生产率之间的关联。非正规性以自雇工作者和贡献性家庭工人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作为代理指标，实现了93.5%的样本覆盖率，而国际劳工组织（ILO）建模序列的覆盖率仅为17%；使用基于主成分分析（PCA）的权重构建数字转型指数（DIGI）和绿色转型指数（GREEN），并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辅以阈值和收入群体分析。在全样本层面，数字化转型与非正规性之间未表现出显著的平均关联，而绿色指数显示出正关联，这可归因于标准指标中传统生物质能与现代可再生能源的混杂。阈值分析识别出一个47.5%互联网普及率的断点，超过该断点后数字化与非正规性的关系改变符号。单独的分组估计表明，中低收入经济体存在负的DIGI × GREEN交互作用，但一个额外的合并收入群体交互模型（包含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使隐含的中低收入经济体符号逆转，且统计上不精确。因此，证据应被视为收入条件异质性的提示性和规格敏感性证据，而非稳健的中低收入协同效应的确定性证明。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亚洲的双重转型政策应谨慎排序，并以更可靠的数据进行评估，而非在不同收入环境中统一应用。

《双重转型与亚太地区劳动力非正规性：阈值效应与收入群体异质性》论文解读

全球正处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能源转型的“双重转型”进程中，但已有研究多聚焦欧洲高收入国家，对发展中亚洲的非正规就业影响尚不明确。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过半劳动人口，非正规就业普遍；同时，国际数据库中的可再生能源指标将传统生物质燃烧与现代可再生电力混为一谈，可能扭曲绿色转型与劳动结果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基于2005—2022年17个亚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与绿色转型单独、交互及非线性地对劳动力非正规性和生产率的影响，并发表在《Economies》上。研究发现，全样本平均关联不显著，但存在互联网普及率阈值和收入群体异质性，尤其在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出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正向协同，但该证据对模型设定敏感。

研究人员从ILOSTAT和世界银行获取数据，以自雇工作者和贡献性家庭工人占总就业比重作为非正规性代理（INF_PROXY），覆盖率达93.5%，远高于ILO建模序列的17%。数字转型指数（DIGI）和绿色转型指数（GREEN）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构建，分别解释68.7%和82.5%的方差。核心计量方法包括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dynamic panel fixed-effects model）、Hansen型阈值回归、收入分组子样本回归，以及一个汇总收入群体交互模型。为应对少数簇问题，采用wild cluster bootstrap校正p值，并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共线性。

结果部分按原文小标题呈现：

4.1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非正规性代理均值为35.3%，跨经济体差异大（标准差SD=20.3）；可再生能源份额在最低收入经济体最高，反映传统生物质依赖。

4.2 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DIGI与INF_PROXY强负相关（r=-0.780），GREEN与INF_PROXY正相关（r=0.803），且GREEN与收入负相关，支持生物质混杂的预期。

4.3 基准与动态面板结果（Baseline and Dynamic Panel Results）：全样本中DIGI系数不显著，GREEN系数在多数规格中显著为正，DIGI×GREEN交互项不显著，因此平均水平上不存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降非正规性效应。

4.4 劳动生产率结果（Labor Productivity Results）：在生产率方程中，DIGI×GREEN交互项显著为正（β=1.685，p<0.01），表明双重转型对生产率具有正向协同，这种协同未体现在非正规性上。

4.5 阈值回归结果（Threshold Regression Results）：以互联网普及率为阈值，最优断点为47.5%。低于断点时DIGI系数为正（3.04），高于断点时转负（-1.63），F检验显著（F=11.20），支持数字化转型与正式化关系的非线性。

4.6 收入群体异质性（Heterogeneity by Income Group）：按收入分组估计，高收入组交互项为正但经wild cluster bootstrap后不显著（p=0.078）；中高收入组无显著效应；中低收入组（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不丹）交互项为负且显著（β=-8.685，p<0.001；bootstrap p=0.011），符合理论预期。然而，补充的合并收入群体交互模型（含国家与年份固定效应）使中低收入组的隐含系数变为+6.660，符号逆转，表明该发现是规格敏感的，应视为探索性而非稳健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全样本无效源于低数字化阶段正效应与高数字化阶段负效应的抵消，以及高收入与中低收入经济体的相反交互方向。绿色指数正系数主要反映传统生物质混杂，而非现代可再生能源的负面作用。生产率协同与正式化不同步，说明双重转型首先提升产出，而正式化是更慢、更条件化的过程。收入群体异质性证据需谨慎解读，不能作为统一政策依据。

结论部分的翻译：该研究考察了2005—2022年17个亚太经济体中数字与绿色转型（单独、交互及非线性）与劳动力非正规性和生产率之间的关联，得到四个主要发现：第一，全样本中数字转型单独及数字—绿色交互对非正规性无显著平均关联；绿色指数呈正关联，主要归因于传统生物质与可再生能源的指标混杂。第二，存在约47.5%的互联网普及率阈值，超过后数字化与非正规性的关系改变符号。第三，数字与绿色转型对劳动生产率水平有稳健的正向协同作用。第四，收入群体异质性分析显示，理论上预期的数字—绿色协同降低非正规性仅在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强烈出现，但汇总交互模型未能确认，说明该结果对设定敏感。政策含义是双重转型政策应根据收入情境谨慎排序，并以直接的非正规性数据和区分生物质与现代可再生能源的数据加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