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是否助力中国“双碳”目标？

《Economies》：Ha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Contributed to China’s ‘Dual Carbon’ Targets?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后，围绕其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持续存在，尤其是该税对碳排放的影响。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准确评估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研究将2018年由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的转变（以下简称“费改税”）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FE）、双重差分（DID）和空间杜宾双重差分（SDM-DID）模型，全面评估了费改税对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的转变显著抑制了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增长；这一结果在一系列敏感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制度“绿色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碳排放降幅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揭示，环境保护税在有效抑制本地碳排放的同时，也可能增加向邻近地区“碳泄漏”的风险。这些结果为完善环境税制度设计和促进区域协同碳减排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引。

**环境保护税是否助力中国“双碳”目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中国同时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双碳”目标），随后进一步明确要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在行政手段之外，如何运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以较低的社会经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环境保护税是中国首部体现“绿色税制”理念的单行税法，于2018年由排污费直接转换而来。尽管已有研究证实其减少了主要污染物排放，但关于该税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及空间外溢效应的探讨仍显不足。围绕这一研究缺口，该论文利用2007—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2018年的“费改税”视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评估了环境保护税对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揭示了其空间溢出特征。论文发表于《Economies》，为优化环境税制设计、促进区域协同减排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在研究方法上，论文基于STIRPAT模型扩展了经典的双重差分（DID）框架，构造了两个核心政策变量：一是“是否提高征收标准”（did₁），二是“征收强度是否高于全国中位数”（did₂）。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实证分析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FE）模型、DID模型以及空间杜宾双重差分（SDM-DID）模型，并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邻接矩阵（W₁）、经济距离矩阵（W₂）和经济—地理嵌套矩阵（W₃）。研究还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空间权重矩阵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样本中，18.8%和14.6%的观测值分别落入两个政策处理组。

研究结果如下：

**3.1 双重差分模型结果**：基准回归显示，did₁对人均碳排放量（pce）和碳排放强度（ci）的系数分别为?0.063和?0.073，均在1%水平上显著；did₂的对应系数为?0.127和?0.138，绝对值约为did₁的两倍，表明征收强度超过中位数的地区减排效果更强，验证了“庇古税”机制的有效性。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平行趋势检验**：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并未呈现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动态效应显示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滞后，且从实施第四年起影响减弱。

**3.2.2 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抽取伪实验组和伪政策时点并进行500次DID估计，交互项系数集中于零附近，符合正态分布，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干扰，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3.3 异质性分析**：按税制绿色化程度分组后，高绿色化组中did₁对pce和ci的系数分别为?0.061和?0.080，低绿色化组为?0.047和?0.053，说明税制绿色化程度越高，减排效果越明显。基于中位数分组时，低绿色化组的did₂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而高绿色化组不显著，反映出减排效应存在边际递减，且政策效果与区域既有税制基础密切相关。

**4.1 空间DID模型选择**：通过LM、Wald和LR检验，所有模型均拒绝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确认空间杜宾模型（SDM）为最优选择，且应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4.2 空间DID模型结果**：在邻接矩阵下，did₁对pce和ci的直接效应为?0.062和?0.074，均在1%水平显著；空间交互项W×did₁显著为正（0.316和0.394），表明本地提高征收标准会显著增加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即存在“碳泄漏”效应。

**4.3 空间效应分解**：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正间接效应在数值上完全抵消负直接效应，导致全国层面的总效应不再显著甚至转为正。这意味着，若缺乏区域协同，费改税可能只是重新分配了碳排放的空间分布，而非真正减少碳排放。

**4.4 空间权重矩阵稳健性**：在W₂和W₃下，did₁和did₂的直接效应仍显著为负；但碳泄漏效应仅在邻接矩阵下显著，在W₂和W₃下不再显著或有所减弱，说明碳泄漏主要发生在地理相邻的省份之间。同时，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W₁下显著为负，在W₂和W₃下显著为正，揭示了碳排放空间结构随权重设定而变化的复杂性。

讨论部分指出，环境保护税对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且高强度地区的减排效果约为仅提高税率地区的两倍。减排效果通过能源替代、技术升级和产出结构调整三条路径实现，但税率必须超过一定阈值才能有效触发企业实质性行为转变。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存在非线性特征和制度协同效应，边际减排收益随强度增加而递减，且与资源税、消费税等既有绿色税收工具之间存在复杂的协同与替代关系。空间计量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呈现“本地减排、邻地增加”的对比格局；rho符号随空间权重矩阵而反转，这从空间统计学角度解释了碳泄漏效应在不同矩阵设定下的显著差异。研究建议建立差异化征收标准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防范跨行政边界的碳泄漏。

最后，翻译研究结论部分如下：

环境保护费改税改革，无论是伴随政策变化还是征收更加严格，都对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表明这一政策冲击总体有效。在控制相关变量并加入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后，结果依然稳健，说明环境保护税政策具有明确的减排效果。异质性检验显示，政策影响随区域税制“绿色化”程度而不同；在税制绿色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费改税改革的减排效果更为明显。空间计量结果显示，大多数政策冲击及其空间交互项（W×did₁和W×did₂）显著，表明费改税不仅降低了本地碳排放，还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解显示，改革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而间接效应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多为正但不尽相同，总体效应也呈现异质性，进一步说明环境税改革虽能抑制本地碳排放，却可能导致碳泄漏至邻近地区。环境税政策在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有效性取决于区域税制的绿色程度，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互依赖性。未来应继续优化环境税制设计并加强区域间政策协调，以更好地发挥减排潜力并缓解碳泄漏。进一步分析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后发现，碳泄漏主要反映企业因应本地环境税成本上升而进行的跨区域再配置行为。企业在选择转移目的地时，通常会出于运输成本、供应链整合、劳动力流动和市场可达性等实际原因，优先考虑地理邻近省份。基于“相邻即相关”的离散二元逻辑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W能够准确捕捉这种“邻近转移”模式，因此在W矩阵下碳泄漏最易被识别。相比之下，W₂按“经济相似即相关”的逻辑赋权，偏重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地区；然而这类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通常差异不大，跨区域转移激励较弱，且碳泄漏方向与W₂的权重逻辑不一致，从而稀释了可观测效应。尽管W₃同时纳入经济差距和地理距离，但双重约束使空间权重分布更为分散，难以将权重集中在碳泄漏关键的“高规制—低规制相邻”组合上，因而进一步削弱了碳泄漏效应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