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nition》：Outcome severity increases verbal probabilities used in dyadic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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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概率表达（Verbal Probability Expression，VPE）在描述严重事件时，相较于较中性事件，会被理解为表示更高的数值概率（其他条件相同）。先前研究认为，该效应反映了对沟通者倾向于淡化更严重事件可能性的一种校正，符合理性言语行为（Rat
言语概率表达（Verbal Probability Expression，VPE）在描述严重事件时，相较于较中性事件，会被理解为表示更高的数值概率（其他条件相同）。先前研究认为，该效应反映了对沟通者倾向于淡化更严重事件可能性的一种校正，符合理性言语行为（Rational Speech Act，RSA）框架。研究人员在四项研究（总样本量 N = 2210）中检验了沟通者是否真的会淡化更严重事件的可能性。每项研究中，参与者阅读四至六个情境，其中给出严重或非严重负面结果的数值概率，并被要求用VPE“告诉一位朋友”该概率。研究结果显示，沟通者并未淡化更严重事件的可能性；参与者通常用更高的VPE来传达同一数值概率下严重事件相对于非严重事件的概率。该结果出现在以下情形：沟通涉及明确可操作保护行动时（研究1）、说明无法采取此类行动时（研究2与3）、以及未说明时（研究4）。当参与者从预设列表中选择VPE（研究1、2、4）以及自由表达（研究3）时，均观察到类似结果。该发现结合既往研究表明，严重性对主观概率具有双重作用：VPE被提高，而这些VPE随后的数值解释也被提高。
《Cognition》刊发的研究围绕言语概率表达（Verbal Probability Expression，VPE）与结果严重性之间的关系展开。已有文献反复报告严重性效应（Severity Effect）：同一VPE用于严重事件时，接收者会赋予其高于中性事件的数值概率。基于礼貌理论、面子管理（face-saving）与理性言语行为（Rational Speech Act，RSA）框架，既有观点推测，沟通者会对严重坏消息使用较低VPE以软化冲击，接收者则通过调高数值解释来“校正”这种低估。然而这类接收者侧假设缺乏沟通者生产侧证据，且 Holtgraves 与 Perdew（2016）使用不同真实事件操纵严重性，可能混淆事件基率（base rate）与严重性。因此，研究人员在二元沟通情境中重新检验：给定同一数值概率，沟通者是否会因结果更严重而选择更低VPE。
研究人员开展四项实验，总样本 N = 2210，来自 Prolific 的英国受试者。结论违背初始礼貌假说：沟通者并未淡化严重事件概率，反而对同等数值概率的严重结果选用更高VPE；该生产侧严重性效应与接收侧严重性效应叠加，可能造成风险沟通中的概率膨胀与误传。研究意义在于纠正 RSA 框架下“沟通者必低估严重风险”的默认假设，并为天气预警、医疗风险告知、政策沟通提供实验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 2（严重性：severe/non-severe）× 多情境（scenario）混合设计，通过后果而非事件本身操纵严重性以控制基率混淆；研究1、2、4让受试者从有序七级 VPE 列表选词，研究3要求无数字自由造句再由编码者匹配 Harris 等（2024）无语境 VPE 数值翻译；用出生年与年龄不一致作注意力检查，用“结果好坏”评分量表做操纵检验，用 Mann-Whitney 检验、方差分析（ANOVA）、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与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数据；样本均来自 Prolific 英国受试者队列。
研究1
研究人员在人工智能、全球变暖、网络安全、食物中毒四个领域给出固定数值概率，让受试者选 VPE 告知朋友。操纵检验显示严重结果更负向；结果显示除人工智能情境外，严重条件均选更高 VPE，ANOVA 确认严重性主效应显著，Spearman 相关显示结果越负面、VPE 越高。
研究2
在研究1基础上明确说明朋友无法采取保护行动，以贴近礼貌与面子管理文献情境。操纵检验仍成功；结果与研究1一致，严重条件选更高 VPE，人工智能情境仍不显著，说明即使不可控，生产侧严重性效应依然存在。
研究3
改用自由文本，不让受试者从列表选词，并预注册“严重结果用更高 VPE”假设；随后让受试者判断原始数值概率提供者的意图。约半数开放回答因无可用 VPE 或被翻成数字等被剔除；可用数据分析仍显示严重条件隐含更高数值概率，不同编码者结果稳定；意图判断大多为“最佳似然沟通”，严重性不系统改变意图归因，故排除“补偿原始沟通者低估”解释。
研究4
新增六类日常情境，情境与数值概率交叉平衡，严重仍经后果操纵。单情境 Mann-Whitney 在部分情境显著、部分不显著，但 ANOVA 与跨概率水平分析显示严重性主效应稳定：同一数值概率下严重结果对应更高 VPE，且效应不依赖具体概率大小。
讨论与结论部分总结
研究人员指出，四项研究、十个情境均未出现“严重结果用更低 VPE”的方向性趋势。结果与 Holtgraves 与 Perdew（2016）相反，可能因为后者未控制基率—严重性混淆；控制后方向与 Harris 等（2024）机构预警研究一致。面子管理文献中“为保自己面子而压低概率”不能解释本研究，因为本研究发现的是抬高；说话者面子保护若要避免“低估被责”，才可兼容高估，但这需额外假设。不对称损失函数（Asymmetric Loss Function）原预测可控时才有高估，而研究2、3不可控时仍有严重性效应，故原版预测不充分。
研究人员提出修订版不对称损失函数：即使客观不可控，预期坏结果可缓解负性情绪，即“心理可控性”或“准备承受损失（brace for the loss）”机制，使沟通者倾向稍高而非稍低地传达严重事件概率。结论为：在控制基率混淆的二元沟通中，更高严重性通常不会导致更低 VPE，而常导致更高 VPE；严重性对主观概率有双重作用——VPE 生产被抬高，接收者对这些 VPE 的数值解释也被抬高，从而形成级联式概率膨胀。该结论对风险沟通、预警系统与医患概率告知具有直接理论与实践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