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训练中情绪、学习信念与口译能力之间发展性及预测性关系的纵向研究

《Sage Open》：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and Predi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Emotions, Learning Beliefs, and Interpreting Competence in Interpreter Training

　　

这项纵向研究考察了口译训练第一年中情绪、学习信念与口译能力的发展轨迹及预测关系。研究人员对102名中国口译学生进行了为期十一个月的三次数据采集（T1、T2、T3），采用问卷和一项口译任务。结果显示：积极情绪从T1到T3基本保持稳定，而消极情绪到T3显著上升；学习信念从行为主义取向逐步转向建构主义取向；口译能力持续提高。层次多元回归（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HMR）分析显示，T1测得的情绪和学习信念并不能有效预测后续能力；相反，能力本身是最强预测因子，初始及训练中期能力水平较高者，到T3时表现出更积极的情绪轨迹和更明显的建构主义转向。虽然T2的学习信念对T3的积极情绪有微弱预测作用，但在控制先前能力水平后，其对能力提升的贡献甚微。这些发现突出了以能力为中心的发展动态，即技能发展与学习所需心理资源密切相关。在教学方法上，研究结果提示口译训练应通过结构化支持优先进行系统技能培养，并结合情绪支架和元认知活动来培育建构主义学习取向，从而支持学习者的整体发展。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Complex Dynamic Systems Theory, CDST）框架下进行解释，这些模式与以下观点一致：发展系统内的子系统相互耦合，一个成分的变化可能在其他成分中产生连锁反应。

**研究背景与目的**

口译能力（interpreting competence）发展研究长期以语言与认知因素为中心，例如工作记忆和执行控制，而情绪与学习信念（learning beliefs）受到的关注相对不足。已有研究往往将情绪和学习信念作为独立因素考察，较少探讨二者与口译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未充分检验口译能力发展对心理因素的反向影响。复杂动态系统理论（Complex Dynamic Systems Theory, CDST，一种强调发展系统内各子系统相互耦合的理论）认为，发展系统中的子系统彼此联结，某一成分的变化会在其他成分中产生连锁反应。为验证这一理论预测并弥补研究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为期十一个月的三波纵向研究，追踪口译训练第一年内情绪、学习信念与口译能力的发展轨迹及预测关系。该论文发表于《Sage Open》。研究主要发现：情绪和学习信念的早期水平并不能显著预测后续口译能力，而口译能力本身是后续情绪与学习信念发展的最强预测因子，提示一种以能力为中心的发展动态。这一结果对口译教学具有重要启示，即训练应优先系统培养技能，并辅以情绪支持与元认知活动。

**方法概述**

该研究以中国某双一流高校2023学年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为样本，最终纳入102人（女性81人，男性21人）。参与者在为期两个学期的《基础口译》课程中，于2023年3月（T1）、7月（T2）和2024年1月（T3）完成三次测量。关键方法包括情绪问卷、学习信念双极语义差异量表、英汉连续传译任务；数据分析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 LMM）检验发展轨迹，采用层次多元回归（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HMR）检验方向性预测关系。

**研究结果**

**4.1 情绪、学习信念与口译能力的发展**

**4.1.1 情绪的发展**

线性混合模型分析显示，积极情绪从T1到T2（估计值=-.201, p=.181）及从T1到T3（估计值=.152, p=.312）的变化均未达到统计显著，说明积极情绪在训练期间保持稳定。反向编码的消极情绪从T1到T2变化不显著（估计值=.020, p=.906），但从T1到T3显著下降（估计值=-.838, p<.001），表明消极情绪在训练后期显著增强。

**4.1.2 学习信念的发展**

学习信念得分从T1的0.489升至T2的1.252（p<.001），再到T3的2.545（p<.001），呈显著且持续的行为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向。

**4.1.3 口译能力的发展**

口译成绩从T1的75.28分升至T2的85.06分，再升至T3的89.59分，两次区间提升均显著（p<.001）。区间敏感性分析显示，T1-T2提升量（9.78分）大于T2-T3提升量（4.52分），说明能力持续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

**4.2 情绪、学习信念与口译能力之间的预测关系**

**4.2.1 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

相关分析显示，T2积极情绪与T3口译能力显著正相关（r=.213），T2消极情绪与T3能力显著负相关（r=-.231）；T2学习信念与T3能力（r=.211）及T3积极情绪（r=.229）显著正相关；T2口译能力与T3积极情绪（r=.487）和学习信念（r=.345）显著正相关，与T3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r=-.316）。

**4.2.2.1 情绪和学习信念对口译能力的预测作用**

在控制先前口译能力后，T2积极情绪（ΔR²=.000, p=.978）、T2消极情绪（ΔR²=.001, p=.222）和T2学习信念（ΔR²=.000, p=.496）均不能显著预测T3口译能力。T1-T2区间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与此一致，说明情绪和学习信念对口译能力的直接预测作用有限。

**4.2.2.2 学习信念对情绪的预测作用**

在控制T2积极情绪后，T2学习信念对T3积极情绪的解释增加了4.7%的方差（p=.027），表明学习信念对后续积极情绪具有微弱但显著的预测效应。

**4.2.2.3 口译能力对情绪和学习信念的预测作用**

T1口译能力显著预测T2积极情绪（ΔR²=.038, p=.026）和T3积极情绪（ΔR²=.207, p<.001），也显著预测T2消极情绪（ΔR²=.037, p=.045）和T3消极情绪（ΔR²=.084, p=.003）。T1能力还显著预测T2学习信念（ΔR²=.043, p=.027）和T3学习信念（ΔR²=.033, p=.006）。T2能力显著预测T3积极情绪（ΔR²=.208, p<.001）、T3消极情绪（ΔR²=.092, p=.002）和T3学习信念（ΔR²=.031, p=.008）。总体上，口译能力对后续情绪和学习信念具有一致且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对积极情绪的解释量大于消极情绪。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积极情绪的稳定可能反映情绪子系统中的吸引子状态，而消极情绪在T3的升高并非由于任务客观难度增加，而是随着能力增长，学生的元认知意识增强，对自身表现的标准更加严格，从而产生更强的自我批评。学习信念从行为主义向建构主义系统的转变，可能反映了信念子系统在学习经验推动下的自组织过程。口译能力对情绪与学习信念的一致预测作用，与自我效能理论和自我调节学习理论相符，也提示高能力学生的消极情绪增多可能是专业成熟的标志，而非单纯的心理困扰。基于以能力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研究人员提出，口译教学应优先进行系统技能培养，同时通过情绪支架、元认知活动和反思性训练支持学生的整体发展，并根据学生不同能力水平提供差异化干预。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考察了口译训练第一年中情绪、学习信念与口译能力的发展轨迹及预测关系。研究发现，口译能力是最强的预测因子，一致地与随后的情绪和信念轨迹相关联，而早期情绪与信念并不能独立预测后来的能力。虽然这些模式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CDST）的预测一致，但本研究设计尚不能直接建模动态系统过程；因此文中所用CDST概念是对所观察模式的启发性解释，而非经验证明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限定，结果提示存在一个以能力为中心的发展系统，并意味着口译训练应优先进行系统技能培养，同时辅以及时的情绪准备和支持信念成熟的元认知活动。研究局限包括使用相同任务材料、单机构样本以及依赖自我报告测量。未来需要多点纵向设计和多模态测量，以进一步厘清这些动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