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公共部门的领导风格与数字文化形成：社会技术分析

《Sage Open》：Leadership Styles and Digital Culture Formation in Vietnam’s Public Sector: A Socio-Technical Analysis

　　

数字政府行动计划（Digital Government Initiatives）尽管有大量技术投入，却常常表现不佳，但将领导力与数字文化联系起来的内部机制仍未被充分理解，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本研究考察领导风格如何塑造越南公共部门组织中的数字文化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技术机制（Socio-Technical Mechanisms）如何促进或制约数字政府（Digital Government）的实施。采用解释主义范式（Interpretivist Paradigm），研究人员对来自三个省级机构的27名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参与者涵盖三个层级，代表了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识别出三个分析上截然不同但经验上相互依赖的机制：在遵从与承诺之间导航，即需求支持型领导通过满足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需求来培养内在数字动机；允许失败、赋予学习许可，即领导行为为政府信息系统的试验创造或抑制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以及弥合战略-操作鸿沟，即中层管理者将战略愿景转化为情境化的前线实践。跨案例比较表明，领导效能具有阶段依赖性：结构化指导在建立基本能力方面是有效的，但若持续过长，则与表面遵从和并行的纸质流程相关；而向适应性和仆人式领导方式的转变伴随着真正的文化转型。本研究推进了一个权变的社会技术过程模型，将技术执行理论（Technology Enactment Theory）、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和心理安全研究扩展到新兴经济体的公共部门，并将中层管理者理论化为数字化转型的纵向翻译者。

本文解读一篇发表于《Sage Open》的学术论文，该论文题为《越南公共部门的领导风格与数字文化形成：社会技术分析》。研究聚焦于领导风格如何通过社会技术机制影响公共部门数字文化的形成，并进而促进或制约数字政府实施。

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为提升公共服务效率而大力投资数字技术，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单纯的技术部署不足以产生预期成果，数字政府转型本质上涉及文化与组织变革。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公民采纳电子政务或基础设施层面，对组织内部条件，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公共部门中领导力与数字文化之间的内在机制，仍缺乏深入考察。越南是典型的高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Index=70）、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20）的集体主义文化情境，其公共体系带有儒家层级传统，构成理解领导-文化动态的特殊场域。越南虽于2020年启动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但各地区实施效果差异显著，提示组织因素具有关键影响。为此，研究者提出核心问题：领导风格经由哪些社会技术机制塑造数字文化，并如何影响数字政府实施？

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采用解释主义范式，依据省级数字化转型指数（DTI）等指标，选取越南三个分别处于先进、平均与落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省级政府机构作为样本来源。每个机构中均纳入高层领导、中层管理者和一线官员三个层级，共招募27名参与者（每层级9人）。数据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访谈时长50至95分钟，平均约68分钟，访谈指南根据层级差异分别设计，以捕捉不同视角。在方法上，研究者采用Braun和Clarke的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处理文本，借助NVivo 12软件进行系统编码与主题开发，并辅以反思日志、成员检查、同行汇报等策略确保严谨性。这一设计使研究者得以识别跨层级共享的主题，并比较不同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背景下的机制运行差异。

研究结果呈现为三个相互依存的主题机制。第一，“在遵从与承诺之间导航”：通过访谈分析，研究者发现需求支持型领导（need-supportive leadership）通过满足员工的自主性、胜任感与归属感需求，能激发内在数字动机，促使员工主动探索系统功能。例如，给予部门主管自主决策权、提供个性化培训，可使员工产生主人翁意识。相反，长期指令式领导与控制性管理则会滋生表面遵从、消极回避，甚至并行纸质流程。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具有阶段依赖性：在早期能力构建阶段，适度的结构化指令有助于建立最低技能基线，但若超期延续，则从支架转变为阻碍。第二，“允许失败，赋予学习许可”：领导者的脆弱性示范，如在会议中坦承自己不理解系统操作，以及对错误的支持性回应，例如感谢员工及时报告问题并完善备份机制，能营造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鼓励试验与声音表达。而惩罚性错误处理则会引发风险规避，使员工减少使用数字系统并保留纸质备份。负面案例进一步显示，仅提供心理安全但缺乏清晰的方向期望，会导致“舒适但停滞”的环境，安全需与绩效期望结合才能真正催化数字文化。第三，“弥合战略-操作鸿沟”：中层管理者扮演垂直翻译者角色，将抽象的国家级数字化转型指令转化为一线员工可执行的具体操作指南，并通过自身行为示范与向上反馈传递实施难点。当领导环境赋予其解释空间并提供发展投资时，翻译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反之，若中层管理者自身缺乏数字能力与领导发展支持，或任何偏离都被视为不服从，则翻译机制受阻，导致政策执行失真。第四，上述三个机制在实证中相互依赖，形成良性或恶性循环。心理安全为能力发展提供试错空间，进而支持内在动机；中层管理者同时产生并依赖安全与动机；而他们的翻译能力又受高层领导行为的影响。跨案例比较显示，先进省份呈现出“良性循环”：三个机制全部激活，员工主动改进数字实践，并感知到服务提升；平均省份呈现混合状态，部分单位积极而部分停滞；落后省份则因长期指令式领导形成“恶性循环”，三个机制同时弱化，数字工具被边缘化，公民未感知到服务质量改善。

讨论部分进一步阐明理论贡献。研究者将技术执行理论（Technology Enactment Theory）从静态框架扩展为具体的领导-文化机制，解释了相同技术为何在不同情境中产生不同的执行结果。自我决定理论被应用到高权力距离与集体主义公共部门，发现自主性并非以个体自由方式呈现，而是以层级内信任授权的形式运作；早期结构化指令可作为能力支持，而非一概压抑自主。心理安全研究则得到情境化发展，发现其必须以明确方向为条件，并在集体文化中表现为对面子和共同责任结构的维护。最具独特性的贡献在于中层管理者的纵向翻译功能：在高层与一线沟通有限的层级系统中，中层管理者不仅向下传导战略，也向上反馈实情，成为数字转型得以落地的关键枢纽。政策层面，研究建议国家数字化转型评估体系应纳入文化维度，调整惩罚失败的绩效制度，并优先投资于中层管理者的数字能力与变革领导力。

结论部分指出，在越南省级政府情境下，领导行为若满足基本心理需求、创造心理安全并赋能中层翻译者，则能产生真正的数字文化；反之，长期指令式领导只能获得表面遵从。领导风格与机制的关系随转型阶段改变，早期适度的指令具有脚手架功能，而后则需转向自主支持。研究最终形成一个权变的社会技术过程模型，表明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人的动态的过程，而技术只有通过组织文化和领导实践才能真正改变政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