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Do I think a rock is sentient? An interview with Chris Gos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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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次访谈对话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荣休教授，为反思考古学思想的发展、物质世界、伦理以及该学科在理解长期历史进程与联系中的职责与当前地位提供了契机。克里斯·戈斯登是《社会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Soci
摘要：本次访谈对话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荣休教授，为反思考古学思想的发展、物质世界、伦理以及该学科在理解长期历史进程与联系中的职责与当前地位提供了契机。克里斯·戈斯登是《社会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的原英国编辑，现任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荣休教授。作为全球知名学者，克里斯的研究在主题、地域与时间上均有广泛涉猎，其动力来自对人类过往境况的广博而深刻的探究心——其机构网页列出的研究兴趣包括考古学、景观与身份认同、考古学与智能、雨林历史、欧亚联系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这种广度赋予了其研究工作非常独特而卓越的品质。他目前是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马力”（Horsepower）项目的首席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该项目探讨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中国、蒙古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互动。访谈于2025年春末在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的庭院中进行。该学院是“现代时代”的第一所牛津学院（创立于1870年），其新哥特式建筑背后承载着此地悠久而不凡的历史。2008年的发掘显示学院的范围坐落于一处新石器时代环形石阵（henge monument）的壕沟之内，其上部填土包含一处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屠杀墓葬（Wallis, 2015）——圣化权力、暴力与学术传统之间的关联留给读者自行体味。
**论文解读：从岩石感知到物质宇宙——克里斯·戈斯登访谈的考古学反思**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本次访谈发表于《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以对话形式呈现了对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荣休教授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的学术思想回顾。戈斯登是《社会考古学杂志》的原英国编辑，其研究横跨考古学、景观与身份、考古学与智能、雨林历史、欧亚联系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等领域，目前主持欧洲研究委员会（ERC）资助的“Horsepower”项目，探讨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中国、蒙古与欧亚草原的互动。
当前考古学面临多重困境：其一，西方科学传统中“自我与世界”“心智与世界”的二元分离长期主导认知框架，使得考古学家难以真正理解其他文化中“非西方”的存在论（ontology）——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原住民认为岩石具有感知力（sentient）、亡灵环绕周遭等观念；其二，尽管学界已引入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哲学资源，但这些路径往往缺乏具体性与社会现实的根基，难以令人满意；其三，考古学科在经历了20世纪70—90年代的“理论战争”后，理论激情有所消退，同时面临数据激增而综合能力不足的困境——以英格兰为例，开发引导的田野工作产出了海量资料，但缺乏系统的综合与深度思考；其四，全球范围内许多地区（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础考古框架尚属空白，而西方考古学仍有将自身叙事全球化、同质化其他区域历史的危险。戈斯登认为，考古学应当超越单纯的经验数据积累，通过极端不同的“他者”历史来挑战自身的思维定式，从而为当代文明困境（如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生态危机、民主制度的脆弱性）提供替代性思考路径。
**2. 主要技术方法**
该访谈本身不涉及具体实验或田野技术，但对话中提及了多种研究方法与学术路径。戈斯登强调了实证考古学的基础地位——挖掘、分类、比较物质遗存如陶器、石器等。他回顾了EngLaId项目，该项目利用大数据（Big Data）方法整合英格兰考古记录，尤其利用了开发引导的田野工作（developer-funded fieldwork）产生的大规模数据集，但研究明确并非全面综合，而是选取特定路径进行叙事构建。此外，他提及了物质参与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Malafouris, 2013）、景观分析（landscape analysis）、历史生态学视角以及博物馆藏品的历史研究（如Pitt Rivers博物馆的收藏史项目）。访谈中涉及样本队列来源的说明主要体现在考古材料的地理分布，如英格兰南部泰晤士河谷与伯克郡丘陵的罗马农业经济数据，以及欧亚草原与中国、蒙古地区的考古材料。
**3. 研究结果**
*3.1 关于感知性与他者本体论*
戈斯登承认自己虽难以真正相信岩石具有感知力，但认为理解“他者”世界观是考古学的核心任务。他通过巴布亚新几内亚田野经历说明，当地人会毫无自觉地宣称“我们都与这块岩石有亲缘关系”，这类陈述不是修辞性隐喻，而是一种真实的亲属关系认知。考古学家应当既保持经验主义态度，又不断自我批判，审视自身带入研究的“理所当然”假设。
*3.2 关于唯物主义与意义生成*
戈斯登提出，在人类史前史的大部分时期，实用性并非人类生活的首要关注。史前人群拥有熟练技能，谋生压力较小，因而有大量时间思考日月星辰、亡灵活动等哲学性问题。意义并非存在于世界上或符号之中，而是在制作陶器、拿起陶器、用陶器烹饪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这种“物与我”的互成关系（reciprocity）可追溯至马克思“我们创造世界，世界也创造我们”的论断。资本主义之所以“糟糕”，部分原因在于它剥夺了人参与制作过程的完整性。
*3.3 关于理论变迁与数据过剩*
回顾20世纪70—90年代的理论论争，戈斯登认为当时虽然充满激情（例如约翰·巴瑞特在理论考古学小组会议上斥责实证主义者的场景），但理论探讨有时过于沉浸于自身术语体系，对实际考古材料的应用不够充分。当前学科更加成熟，理论已然融入实践，但激动人心的氛围也消失了。英国考古学正面临相反的问题——不再是材料稀缺，而是数据过剩，学科尚未充分适应这种“富余而非匮乏”的新状况。
*3.4 关于景观与尺度*
戈斯登强调景观是整体性思考考古记录的途径，不能将考古遗存分割成碎片。景观包含地表物理结构、人类与非人类过程，考古学全部包含于景观之中。他引入地理学家莎拉·瓦特莫尔（Sarah Whatmore）的“景观力”（landscape force）概念，用以说明景观对人类行动具有影响力但非决定论式的因果作用。他认为不存在“最好的尺度”，宏大叙事与单一器物（一把石斧、一块石头、一件凯尔特艺术品）的分析同样有效，考古学应能在不同尺度间自如切换。
*3.5 关于欧亚连接与“马力”项目*
戈斯登从凯尔特艺术的研究开始，意识到其作为欧亚艺术传统最西端的表现，与蒙古动物风格之间存在关联。他确信这些艺术传统以某种方式彼此相连，但又是彼此的变形。“斯基泰人”这类笼统术语并无解释力。欧亚历史无法脱离草原历史来理解，而马（horse）是草原的绝对核心。Horsepower项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研究马的力量如何促成中国、蒙古与草原地带在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的互动。
*3.6 关于博物馆与殖民遗产*
在Pitt Rivers博物馆工作13年对戈斯登影响深远。他承认早期殖民物质文化中有一部分是为出售给欧洲人而生产的——究竟谁在利用谁，这值得追问，购买盾牌和长矛的“昏头白人”未必是受害者。殖民故事多种多样，并非都是简单的掠夺叙事。博物馆面对殖民历史不应被单纯视为帝国纪念碑，而应在归还诉求与重新谈判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3.7 关于民主、公地与世界史*
戈斯登指出西方民主观念局限于雅典源头是错误叙事。人类更广阔的历史充满了自我调节的社区——北美的大型土墩与广场遗址显示大量人群可以聚集、表达意见、共同决策。他认为“公地”（Commons）不仅指共享牧地，更是一种文化，例如语言：人人参与创造、微调、取用，但无人控制。人类同时具有地方性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远距离物品（如软玉斧）的存在表明过往人群并非局限于狭小世界。地缘政治方面，他预测多极世界将出现，各国应当重新调整自身尺度，而非强调优劣之分。
**4.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集中于考古学如何应对当代危机。戈斯登认为考古学提供的“替代性过去”可以解放想象力——如果人们能想象不同的过去，就能想象不同的未来。他批评了“人类天然竞争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的线性目的论，指出相反的关系可能成立：我们因资本主义而变得竞争性。他强调考古学家应更积极地介入社会整体性对话，而非局限于学科内部。
研究结论方面，戈斯登对学科前景保持谨慎乐观。他认为考古学正处于“令人激动的状态”，得益于过去四五十年间全球范围的重大发现和日益成熟的理论观点。展望未来，他希望完成《人类：最早七百万年》（Humans: The First Seven Million Years）一书，该著作旨在以非目的论、非规定性的方式重述人类历史，并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政治与文化资源。他坚持认为“过去拥有解决方案”，虽然不能直接复制，但能打开可能性的范围，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在多极世界中重新定位自身，以更谦逊而富有创造力的姿态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