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员感知压力与抑郁症状的纵向关联：积极重构与行为脱离的中介作用及压力心态的调节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student-athlete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ositive reframing and behavioral disengagement and moderating role of stress mindset

　　

摘要

引言：学生运动员同时面临多重学业与运动要求，这增加了他们对抑郁症状的易感性。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学生运动员感知压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纵向关联，并关注积极重构（positive reframing）和行为脱离（behavioral disengagement）的中介作用以及压力心态（stress mindset）的调节作用。

方法：在基线评估的840名参与者中，769名（保留率=91.5%；64.1%为男性；平均年龄=20.3岁）完成了间隔6个月的全部三轮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同时控制自回归效应和相关协变量。

结果：纵向中介模型表明，T₁时较高的感知压力与T₃时较高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β = 0.20，95% CI = [0.12, 0.28]）。通过较低的积极重构（β = 0.018，95% CI [0.006, 0.030]）和较高的行为脱离（β = 0.022，95% CI [0.006, 0.038]）观察到显著的间接关联。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发现，压力心态调节了感知压力与积极重构（β = 0.06，95% CI [0.02, 0.10]）、行为脱离（β = ?0.08，95% CI [?0.13, ?0.03]）及抑郁症状（β = ?0.08，95% CI [?0.13, ?0.03]）的关联，且在压力心态水平较高时这些关联较弱。

结论：积极重构和行为脱离与感知压力和随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具有前瞻性联系，而压力心态与较弱的压力相关关联相关。鉴于观察性设计，这些发现不能确立因果关系，但为学生运动员的应对方式和压力相关信念提供了纵向证据。

研究背景与主要发现

学生运动员（student-athlete）是一类同时承受学业要求和强化运动训练的特殊群体，他们既面临考试、课业等学术压力，又必须应对训练负荷、成绩期望、受伤风险和角色冲突等体育相关压力。既往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抑郁症状在竞技体育人群中较为常见，且与运动表现下降、倦怠、受伤风险和退出运动等不良后果相关。在压力与健康研究领域，感知压力（perceived stress，个体对生活事件不可控、不可预测和难以应付的主观评价）被认为是抑郁症状的重要预测因子。然而，以往研究多为横断面设计，难以厘清感知压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时间顺序；同时，较少有研究同时考察应对策略和压力心态能否解释或改变这一纵向关联。基于此，该研究以压力与应对理论为框架，采用三波纵向设计，检验感知压力与抑郁症状的纵向关联、积极重构（positive reframing，对压力事件进行建设性重新解释的认知策略）和行为脱离（behavioral disengagement，减少努力、放弃应对压力的行为倾向）的平行中介作用，以及压力心态（stress mindset，个体关于压力本质上是促进还是损害功能的信念）的调节作用。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

主要技术方法简要概括

该研究为三波纵向队列设计，间隔6个月，样本来源于中国安徽省4所机构（2所体育学校、2所大学）的20支运动队，基线共840名学生运动员，最终769名完成全部三轮调查（保留率91.5%）。测量工具包括感知压力量表（PSS-10）、病人健康问卷（PHQ-9）、简易应对量表中积极重构与行为脱离分量表，以及压力心态量表（SMM-G）。数据分析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感知压力测量模型，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纵向中介模型，并通过XWITH命令估计潜变量与观测变量的交互项，从而实现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同时采用偏差校正自助法（bootstrap）计算间接效应置信区间。

研究结果

3.1 流失分析结果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完成全部三波调查的769名参与者和流失参与者，结果显示两组在性别、家庭经济状况、运动类型、训练年限、每周训练时长、年龄、感知压力、压力心态、积极重构、行为脱离和抑郁症状上均无显著差异，表明样本流失不太可能导致结果产生明显偏倚。

3.2 描述性分析

对完成全部三轮调查的参与者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平均年龄为20.3岁（SD = 2.4），平均训练年限为13.2年（SD = 2.1）。男性占64.1%，女性占35.9%；23.9%报告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运动类型包括团队运动（47.7%）、个人运动（23.4%）、重量分级运动（11.2%）和审美运动（17.7%）；62.6%的参与者每周训练超过16小时。

3.3 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T₁感知压力与T₁压力心态（r = ?0.28）、T₂积极重构（r = ?0.30）呈负相关，与T₂行为脱离（r = 0.26）、T₃抑郁症状（r = 0.54）呈正相关。T₁压力心态与T₂积极重构正相关（r = 0.26），与T₂行为脱离（r = ?0.20）和T₃抑郁症状（r = ?0.19）负相关。T₂积极重构与T₂行为脱离（r = ?0.28）和T₃抑郁症状（r = ?0.29）负相关，T₂行为脱离与T₃抑郁症状正相关（r = 0.19）。

3.4 感知压力的测量模型

对T₁时间点的PSS-10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35) = 94.93，CFI = 0.946，TLI = 0.935，RMSEA = 0.054，SRMR = 0.042），标准化因子载荷在0.51至0.66之间，支持将感知压力作为潜变量纳入后续结构方程模型。

3.5 纵向中介模型

SEM分析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18) = 49.44，CFI = 0.979，TLI = 0.965，RMSEA = 0.034，SRMR = 0.022）。T₁感知压力显著负向预测T₂积极重构（β = ?0.22，p < 0.001），并显著正向预测T₂行为脱离（β = 0.16，p < 0.001）。T₂积极重构负向预测T₃抑郁症状（β = ?0.08，p = 0.008），T₂行为脱离正向预测T₃抑郁症状（β = 0.14，p < 0.001）。通过积极重构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018，95% CI = [0.006, 0.030]），通过行为脱离的间接效应也显著（β = 0.022，95% CI = [0.006, 0.038]）。同时，T₁感知压力对T₃抑郁症状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20，p < 0.001），表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3.6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将T₁压力心态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后，压力心态显著调节了T₁感知压力与T₂积极重构（β = 0.06，p = 0.003）、T₁感知压力与T₂行为脱离（β = ?0.08，p = 0.008）以及T₁感知压力与T₃抑郁症状的直接关联（β = ?0.08，p = 0.004）。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低压力心态水平下，感知压力与积极重构的负向关联更强（β = ?0.24），感知压力与行为脱离的正向关联更强（β = 0.23），感知压力与抑郁症状的正向关联也更强（β = 0.23）；而在高压力心态水平下，这些关联均较弱（后两者β = 0.07）。条件间接效应分析表明，通过积极重构和行为脱离的间接效应在低压力心态水平下更大，但高压力心态水平下仍显著，表明压力增强型心态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但不能完全消除压力对抑郁症状的不利影响。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通过三波纵向设计，证实了感知压力对后续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并揭示了积极重构和行为脱离是其中两条并行的心理机制：压力既可能削弱个体对逆境进行建设性重构的能力，也可能促使个体从目标导向行动中退缩。同时，压力心态调节了这些路径，持有较强压力增强型心态的学生运动员，其压力与消极应对及相关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较弱。这些发现支持了压力与应对理论，并为针对学生运动员的心理干预提供了潜在靶点，如训练积极重构技能、防止行为脱离，以及调整对压力的认知信念。然而，效应量较小，且观察性设计不能确立因果关系。局限性包括：所有变量均为自我报告，样本来自单一省份，积极重构和行为脱离分量表仅含两个条目，未处理团队层面聚类效应，以及未检验反向或互惠路径。

结论部分：总之，这项三波纵向研究表明，在中国学生运动员中，感知压力与随后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这一纵向关联部分由较低的积极重构和较高的行为脱离所中介。压力心态进一步调节了这些路径，较强的压力增强型心态与感知压力、应对策略及抑郁症状之间较弱的关联相关。鉴于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较小，且测量依赖自我报告，这些发现应谨慎解释，不能确立任何干预的有效性。通过在同一纵向模型中考察应对过程和压力心态，该研究增进了对感知压力如何与学生运动员在学业和运动训练双重需求下的心理健康相关联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