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Family cumulative risk and meaning in life among Chines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abor education support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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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横断面调查研究考察了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家庭累积风险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联，并检验了自尊的中介作用以及劳动教育支持感知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家庭累积风险量表、生命意义感问卷（MLQ）、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SES）和劳动教育支持感知量表（LESPS
摘要
目的：本横断面调查研究考察了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家庭累积风险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联，并检验了自尊的中介作用以及劳动教育支持感知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家庭累积风险量表、生命意义感问卷（MLQ）、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SES）和劳动教育支持感知量表（LESPS）对来自不同年级的1536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家庭累积风险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β = –0.34, p < 0.001），且通过自尊的间接关联显著。劳动教育支持感知（采用新编制并具有初步心理测量学支持的量表进行评估）调节了理论上设定的家庭累积风险与自尊之间、以及自尊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家庭累积风险与自尊之间的负向关联在劳动教育支持感知水平较高时更强，这与“杯水车薪”模型一致，尽管其他替代解释亦可能存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正向关联在劳动教育支持感知水平较高时更弱，这与“排除假说”一致。结论：家庭累积风险与生命意义感呈负相关，部分通过较低的自尊起作用，且该间接关联的强度随劳动教育支持感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发现揭示了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关联模式，并强调了加强情境化的校本支持的重要性，以帮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自尊、建构积极的职业认同，并感知其未来工作的意义。
论文解读：家庭累积风险与中职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机制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是指个体对其存在一致性的感知、对人生使命的探索与承诺，以及对有价值目标的追求与实现。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生命意义感能够缓解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并提升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培育。2023年，17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培养学生热爱生活、自尊自信、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在青少年群体中，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是一个具有独特性且研究不足的群体。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规模全球最大，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1537.8万人，约为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的一半。许多学生因未考入普通高中而进入中职学校，可能面临学业挫败、社会期望降低以及教育身份污名化等问题。研究表明，中职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为15.7%至34.0%，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群体。与普通高中学生相比，中职学生更多来自农村、流动人口或经济困难家庭，常面临家庭资源、学业自我概念、未来就业和社会认可等多重叠加压力。从发展视角看，中职学生正处于职业认同形成的关键期，他们不仅需要回答“我是谁”，还需回答“我将成为什么样的劳动者”以及“他人和社会如何评价我的技能与劳动”。家庭累积风险可能通过减少情感支持、教育资源与积极反馈而削弱这一过程。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家庭累积风险对生命意义感这一积极存在性结果的影响，也缺乏对中职学生群体中具体机制与条件的考察。为此，研究人员在深圳市开展了一项理论驱动的调节中介模型研究。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深圳市8所职业学校（约占该市职业学校总数的40%），共收集有效问卷1536份，有效率为78.9%。被试年龄15至19岁，平均年龄16.43±0.84岁；男生651人（42.4%），女生885人（57.6%）。研究使用家庭累积风险量表（依据已有研究从家庭结构风险、家庭资源匮乏风险、家庭氛围风险三个维度构建累积风险指数）、生命意义感问卷（MLQ）、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SES）以及研究人员自编的劳动教育支持感知量表（LESPS）。LESPS包含劳动育人支持、劳动素养培育支持、劳动实践与资源支持三个维度，共31个条目。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及PROCESS 3.3插件，通过模型4和模型58检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并控制性别和年级。
三、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与描述性统计
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6个，最大公因子解释方差为28.96%，低于40%的常用阈值。描述性统计显示，深圳市中职学生生命意义感均分为5.25（满分7分），高于平均水平。家庭累积风险与自尊、劳动教育支持感知、生命意义感均呈显著负相关；自尊、劳动教育支持感知与生命意义感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在生命意义感上存在显著差异（t = 4.12, p < 0.001），男生显著高于女生；不同年级在自尊、劳动教育支持感知和生命意义感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3.2 自尊的中介作用
PROCESS模型4分析显示，家庭累积风险对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34, p < 0.001），对自尊的效应显著（β = –0.33, p < 0.001）；同时纳入家庭累积风险与自尊后，两者对生命意义感的效应均显著（β = –0.19, p < 0.001；β = 0.46, p < 0.001）。自尊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67%，95%置信区间为[–0.18, –0.13]，表明自尊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3 劳动教育支持感知的调节作用
PROCESS模型58分析显示，家庭累积风险与劳动教育支持感知的交互项对自尊的效应显著（β = –0.09, p < 0.001），自尊与劳动教育支持感知的交互项对生命意义感的效应显著（β = –0.04, p = 0.016）。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劳动教育支持感知低分组（M–1SD）时，家庭累积风险对自尊的负向关联显著（β = –0.13, p < 0.001）；在高分组（M+1SD）时，该负向关联更强（β = –0.31, p < 0.001），这一模式与“杯水车薪”模型一致。在后半路径中，劳动教育支持感知低分组时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正向关联较强（β = 0.36, p < 0.001），高分组时该关联较弱（β = 0.28, p < 0.001），这一模式支持“排除假说”。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认为，家庭累积风险与生命意义感的负向关联符合家庭压力模型。家庭累积风险可能代表外部资源的长期损耗，进而降低自尊这一内部心理资源。劳动教育支持感知对前半路径的调节作用应谨慎解释：高家庭风险下校本劳动教育支持可能不足以弥补累积性家庭劣势，表现为“杯水车薪”；但该结果也可能反映干预强度不足或对比效应。后半路径中，低自尊学生从劳动教育支持感知中获益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外部支持补偿了其内部资源匮乏，并为其提供了职业能力与贡献的确凿证据。研究结论指出，家庭累积风险与生命意义感负相关，且部分通过自尊起作用；劳动教育支持感知的调节作用呈非均匀模式。研究强调，在类似深圳这样教育资源较丰富的城市中职学校，应加强学生内部心理资源建设，并针对高家庭风险学生提供多系统整合支持，针对低自尊学生设计可感知的劳动教育支持环境。该研究为理解中职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情境化校本干预提供了实证支持。未来需采用纵向、多信息源、多方法及多层设计以进一步厘清变量间的时序与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