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als of Human Biology》：The impact of disasters due to natural hazards on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 risk: a narrative re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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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由自然致灾因子引发的灾害可通过水源性、媒介性及人际传播途径增加传染病的发生风险。此外，灾后人群的躯体损伤、精神压力及创伤可进一步增加感染易感性。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疾病暴发的理想条件。
目的：开发一个概念框架，并对灾害期间传染病风险的关键决定因素进行
摘要
背景：由自然致灾因子引发的灾害可通过水源性、媒介性及人际传播途径增加传染病的发生风险。此外，灾后人群的躯体损伤、精神压力及创伤可进一步增加感染易感性。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疾病暴发的理想条件。
目的：开发一个概念框架，并对灾害期间传染病风险的关键决定因素进行叙述性综述，同时考虑预防此类暴发的缓解措施。
方法：研究人员首先建立了一个经改编的概念框架，随后对PubMed和Scopus数据库进行了系统检索。纳入2000年至2025年间经同行评审的、探讨灾害与人类宿主传染病关系的研究，并进行叙述性综合。
结果与结论：本综述表明，灾害引发的传染病风险可根据三大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即：自然致灾因子（类型、性质与严重程度）、暴露以及宿主脆弱性。在这些决定因素之上，还叠加了社区在系统层面的适应能力，包括基础设施、卫生系统、灾害防备与应急响应。适应能力对传染病结局的严重程度具有重大影响。鉴于气候变化干扰预计将增加自然致灾因子所致灾害的频率与严重程度，识别传染病风险并为最脆弱人群采取缓解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自然灾害；传染病；全球健康；疾病传播；气候
**论文解读：自然致灾因子所致灾害对人类传染病风险的影响——叙述性综述与概念框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历史上，自然致灾因子（natural hazards）引发的灾害持续影响着人类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尽管现代社会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此类灾害仍为传染病传播创造了新的机会，导致人群发病与死亡。2000年至2019年间，全球共记录7,348起重大灾害事件，影响约42亿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的频率与严重程度预计将进一步增加，例如海洋温度上升与更强飓风的关联，以及洪水、风暴发生率的上升。
以往研究多按灾害类型或传染病类型进行分析，未能充分捕捉决定疫情是否发生及为何发生的多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因此，研究人员采用一种新的方法，旨在构建概念框架并系统检索文献，以分析自然致灾因子所致灾害对人群传染病的影响，该框架整合了宿主、病原体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叙述性综述方法，结合系统文献检索。研究人员改编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气候相关风险模型，构建了以“传染病风险”为核心的概念框架，将“灾害”、“宿主脆弱性”和“暴露”作为三大决定因素，并将其置于“适应能力”的 overarching 背景之下。研究人员于2025年11月12日至12月5日系统检索了PubMed（Medline）和Scopus数据库，使用“natural disaster”或“disaster”与“infectious disease”等检索词，纳入2000年至2025年间经同行评审的相关研究。通过Covidence软件进行去重和筛选，最终纳入81项研究，涵盖洪水、风暴、地震、海啸、火山、干旱和热浪等多种灾害类型，并提取了灾害类型、地点、时间、相关传染病及关键发现等数据。叙述性综合根据灾害、暴露和脆弱性类别进行归纳总结。
**三、研究结果**
**（一）自然致灾因子（Natural hazards）**
自然致灾因子可分为水文气象灾害（洪水、风暴、台风、飓风、龙卷风）、地貌灾害（滑坡、雪崩）和地球物理灾害（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还包括极端高温和干旱。不同灾害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洪水和大暴雨是灾后水源性传染病暴发的最常见诱因，例如2004年孟加拉国洪水导致严重腹泻流行，首都达卡一家医院收治了17,000例腹泻患者。海啸导致海水入侵陆地，虽不一定携带大量病原体，但可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疾病风险。地震和火山则主要通过物理破坏（如住房损失、人群流离失所、医疗卫生系统中断）间接影响传染病风险，如2010年海地地震后约九个月暴发大规模霍乱疫情，经全基因组测序确认疫情菌株与尼泊尔维和部队引入的菌株匹配。极端高温和干旱虽然主要导致非传染性疾病（如中暑、脱水），但长期干旱导致的作物歉收和粮食不安全可通过营养不良和免疫反应减弱而间接增加感染风险。
**（二）暴露（Exposures）**
灾害期间人类对传染病的暴露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增加。水源性疾病是灾后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尤其在洪水和强降雨之后，病原体包括多种腹泻病原体，如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产肠毒素大肠杆菌（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沙门氏菌（Salmonella）和志贺氏菌（Shigella）。诸如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等水源性病毒也常在灾后引起疫情。媒介传播疾病如登革热和疟疾，在灾害后因积水、湿热条件而增加；例如2010年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登革热暴发即与洪水相关。钩端螺旋体病在洪水后因鼠类与人类被迫接近而暴发，如2011年斯里兰卡洪灾后一个通常无该病的干旱地区出现疫情。环境破坏还导致人类与动物（包括牲畜、伴侣动物或野生动物）距离更近，增加其他人畜共患病风险。人际传播方面，灾后拥挤的避难所和流离失所人群中的呼吸道感染尤为常见，如2004年印度尼西亚海啸后报告超过50,000例急性呼吸道感染，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后避难所中的拥挤程度与急性呼吸道感染率相关。
**（三）脆弱性（Vulnerability）**
宿主脆弱性包括内在和外在特征。内在因素如年龄、性别、遗传因素和既存合并症。婴幼儿因免疫系统未发育成熟、未获得针对地方病的获得性免疫，5岁以下儿童在灾后感染风险高。老年人因免疫衰老（immunosenescence），伤口愈合缓慢、免疫记忆减弱，且常伴有合并症，因此也是脆弱群体。依赖药物控制慢性病（如HIV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结核病治疗）的人群在药物供应中断后免疫力下降，更易感染其他病原体。外在因素包括营养状况、疫苗接种状态、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住房质量/拥挤程度、被迫流离失所、教育、卫生行为、社交互动和居住区域等。灾害会急剧改变这些外在因素，例如海地地震后居民被迫使用受污染河水，极大加剧了霍乱传播。孟加拉国洪水期间腹泻病例的分析显示，与非洪水期相比，洪水期腹泻患者年龄更大、脱水更严重、社会经济地位更低。此外，男性因更多参与灾后清理工作而暴露于水体病原体，传染病风险高于女性，这并非因性别本身的内在易感性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本综述提出了一个改编的概念框架，将灾害后的传染病风险归纳为灾害、暴露和脆弱性三个关键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灾害的性质与严重程度决定环境破坏类型；暴露通过人类与病原体的直接接触或灾害创造的有利于病原体繁殖和传播的条件实现；脆弱性则包括生物物理层面（免疫系统减弱、伤口感染、年龄相关风险）和社会环境层面（缺乏清洁水、住房、医疗，过度拥挤的临时住所）。识别这些关键因素有助于针对性干预，以降低传染病风险并阻断传播循环。
研究还强调，社区的适应能力对灾害、暴露和脆弱性均有影响。适应能力强的系统具备抗震建筑、能应对强降雨和洪水的给排水系统、较高的常规疫苗接种覆盖率、紧急卫生设施和药品供应保障。而适应能力低的社区在灾中和灾后的系统韧性较差，面临更高的传染病暴发风险。加强适应能力，并采取缓解措施，如灾后传染病监测、早期预警系统、应急饮水供应和公共卫生干预（如紧急疫苗接种），可大幅降低灾害对传染病风险的影响。
气候变化正在增加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同时也在改变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更温暖湿润的条件可能扩大蚊媒传染病的分布范围。自然致灾因子所致灾害可能逆转疾病防控进展并削弱消除努力。研究结论指出，传染病在自然致灾因子灾害后仍是重大健康威胁，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并将继续影响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最脆弱的人群。减少健康差距和脆弱性，以及在灾害之前、期间和之后提高适应能力，对于降低人群感染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至关重要。
本研究发表于《Annals of Human Bi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