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与焦虑症状的三波交叉滞后关联：情绪调节困难与感知压力的平行中介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ree wave cross-lagged associa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ethnic sports adherence and anxiety symptoms: parallel mediating rol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and perceived stress

　　

摘要
背景：焦虑症状在大学生群体中较为普遍。本研究检验了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是否与焦虑症状存在纵向关联，以及情绪调节困难（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和感知压力（perceived stress）是否发挥平行中介作用。
方法：本研究对中国天津市两所高校的546名大学生开展了一项三波纵向调查。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情绪调节困难、感知压力和焦虑症状在全部三个时间点均进行了测量。研究实施了信度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纵向测量不变性检验、交叉滞后面板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 CLPM）以及纵向平行中介分析。
结果：各量表在三个波次中均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交叉滞后模型显示所有变量均存在显著的自回归效应。较高的坚持度能够前瞻性地预测随后较低的情绪调节困难和感知压力，而两种中介变量水平较高则能够前瞻性地预测随后较高的焦虑症状。纵向平行中介模型拟合良好：χ2(48) = 71.387，CFI = 0.997，TLI = 0.995，RMSEA = 0.030，SRMR = 0.017。Bootstrap检验结果支持通过情绪调节困难与感知压力产生的显著但较小的间接关联。
结论：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通过两条较小的间接路径——即较低的情绪调节困难和较低的感知压力——与较低的焦虑症状呈前瞻性关联。这些观察性研究结果强调了多维坚持质量对大学心理健康促进的潜在相关性，但不能确立因果效应。

《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与焦虑症状的三波交叉滞后关联：情绪调节困难与感知压力的平行中介作用》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高等教育的全球扩张，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日益突出的公共卫生关切。焦虑症状在成年初显期尤为普遍，这一时期常伴随学业压力、身份探索、社会适应以及未来职业不确定性。焦虑不仅损害大学生的学习效率与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学业退缩、人际功能失调及长期适应不良等更严重的心理后果。已有流行病学证据表明，大学生群体的焦虑症状发生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在中国，这一问题同样令人担忧，相当比例的大学生报告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焦虑症状。因此，亟需寻找可获得、可持续且具有文化适宜性的途径，以在高校情境中减少焦虑并促进心理健康。

在各类非药物干预策略中，身体活动已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且低成本的心理健康促进方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太极拳（Tai Chi）、八段锦（Baduanjin）、易筋经（Yi Jin Jing）、踢毽子、舞龙等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及身心练习可能具有独特的心理效益。这类活动通常整合了肢体运动、呼吸调节、注意聚焦、节奏、协调性与文化意义。与传统常规体育锻炼相比，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是身体训练形式，还蕴含具身文化体验、自我修养、社会互动与情绪平衡。以往干预研究和系统综述表明，中国传统身心锻炼能够有效缓解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然而，多数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学生是否参与传统锻炼、参与频率或锻炼时长。本研究将运动坚持度（adherence）概念化为一种多维实施构念，而非仅仅等同于出勤或参与。具体而言，坚持度反映个体对运动处方的认知理解、对规定频率、强度、时间、类型、运动量及进阶的行为执行，以及维持和调整练习的自我调节能力。参与仅表示接触某一活动，而坚持度表示预期方案的实际实施程度。这一区分在理论上十分重要，因为传统体育的心理特征——包括重复性注意聚焦、呼吸调节、动作控制和渐进练习——只有在处方以足够质量和连续性被实施时，才能被一致地体验。

这一问题在中国高校体育教育情境中尤为相关。许多大学生通过必修或选修体育课程接触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但选课并不保证他们能够理解、执行并自我调节规定的练习。一些学生可能被动出勤、练习不规律，或未能达到规定的频率、强度或进阶标准。因此，一个关键的研究缺口是：学生的整体多维坚持度，而非单纯参与，是否与随后的较低焦虑症状存在前瞻性关联。

除检验坚持度与焦虑症状之间的直接纵向关联外，还需要澄清这一关系背后的潜在解释路径。情绪调节困难和感知压力是两个尤为相关的构念。情绪调节困难指个体在情绪反应的觉知、理解、接纳和调节方面存在缺陷，以及在痛苦状态下维持目标导向行为和冲动控制的困难。情绪调节理论认为，难以识别和管理负性情绪状态的个体更可能经历持续性唤醒、适应不良应对以及对内化症状的易感性。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可能通过重复性具身练习促进更适应的情绪调节。感知压力则反映个体将生活事件评估为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或超负荷的程度。根据压力评估理论，压力不仅由外部需求塑造，还取决于个体对这些需求超过可用应对资源的评估。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坚持可能通过增强应对资源、自我效能和生理恢复与较低的感知压力相关联。

既有文献仍存在若干局限。多数关于中国传统锻炼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依赖横断面或短期干预设计，难以确立变量间的时间先后顺序。横断面中介模型尤其不足以检验发展或心理过程，因为假定原因、中介变量和结果同时测量。其次，以往研究倾向于考察传统锻炼参与而非坚持度质量，尚不清楚更一致地遵循运动处方的学生是否获得更大心理效益。第三，尽管情绪调节困难和感知压力各自均与焦虑相关联，但很少有研究将它们同时作为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与后续焦虑症状之间的平行中介进行检验。这些缺口提示需要采用纵向设计，以更好地捕捉整体多维坚持度、平行解释路径与后续焦虑结局之间的时间顺序。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考量，研究者提出以下假设：H1：时间1（T1）较高的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整体坚持度与时间3（T3）较低的焦虑症状呈前瞻性关联。H2：T1较高的整体坚持度与T2较低的情绪调节困难相关，进而与T3较低的焦虑症状相关。H3：T1较高的整体坚持度与T2较低的感知压力相关，进而与T3较低的焦虑症状相关。H4：T2情绪调节困难与感知压力共同作为T1整体坚持度与T3焦虑症状之间前瞻性关联的平行中介，且两条平行路径的合并间接效应显著。

二、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采用三波纵向设计，于2024年9月至2025年6月开展，总时长约9个月。T1在2024年9月秋季学期初施测，T2在约4个月后的2025年1月施测，T3在T2后约5个月的2025年6月施测。样本来自中国天津市两所高校，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最终纳入546名全日制本科生。所有四个核心构念在每个波次均施测：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ADH，采用He等人（2025）编制的23条目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处方坚持度量表）、情绪调节困难（DERS，采用Gratz和Roemer（2004）的36条目情绪调节困难量表）、感知压力（PSS，采用Cohen等人（1983）的10条目感知压力量表）以及焦虑症状（GAD-7，采用Spitzer等人（2006）的7条目广泛性焦虑量表）。数据分析包括描述统计、可靠性分析（Cronbach's α）、Harman单因子检验与完全共线性VIF诊断、纵向测量不变性检验（形态、度量、标量、残差不变性）、交叉滞后面板模型（CLPM）以及基于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的纵向平行中介分析。基线协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大学、专业领域、城乡居住地和社会经济地位。

三、研究结果

3.1 样本描述

最终样本包含546名大学生，其中女性287人（52.6%），男性259人（47.4%）；平均年龄20.09岁（SD = 1.23，范围18–23岁）。流失分析显示，保留样本与未保留样本在基线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四个研究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所有p > 0.17；|d| ≤ 0.15；Cramér's V ≤ 0.07），表明流失不太可能引入严重系统偏倚。所有量表在各波次均显示出良好内部一致性（α介于0.877至0.969之间）。GAD-7得分呈轻微正偏态（偏度0.818–0.981），但Bootstrap敏感性分析显示所有焦点路径的方向和显著性保持一致，表明轻微非正态性未对结构方程模型推断产生实质性影响。

3.2 各变量在三个时间点的相关分析

ADH在三个时间点均与DERS、PSS及GAD焦虑症状呈负相关（T1相关系数范围?0.418至?0.315；T2范围?0.473至?0.360；T3范围?0.471至?0.409，均p < 0.001）。三个心理变量在每个波次内部彼此正相关（T1范围0.436至0.505；T2范围0.475至0.520；T3范围0.544至0.561，均p < 0.001）。同一构念的跨波相关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变量具有时间稳定性。较早的ADH与较晚的DERS、PSS和GAD呈负相关，例如ADH_T1与DERS_T2、PSS_T2、GAD_T2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6、?0.441和?0.361。

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三个时间点首因子解释的方差比例为30.132%至34.214%，均低于40%的判定标准；完全共线性VIF值范围为1.254至1.757，均低于3.30的判定标准。结果表明未出现主导性单因子或严重完全共线性模式，但由于这些诊断方法灵敏度有限，不能完全排除残余的共同方法变异。

3.4 纵向测量不变性

对ADH、DERS、PSS和GAD分别检验了形态、度量、标量和严格不变性。各构念的CFI值均≥0.995，绝大多数ΔCFI ≤ 0.010，ΔRMSEA大多≤ 0.015，仅GAD度量模型的ΔRMSEA为0.022，略超标准。总体上支持纵向测量不变性，表明各构念在三个时间点具有相同的测量含义。

3.5 交叉滞后面板分析

所有自回归路径均显著，表明各构念在相邻波次间具有中等至较强稳定性（T1→T2标准化系数β = 0.476–0.687；T2→T3 β = 0.517–0.655）。交叉滞后结果显示：ADH_T1显著负向预测DERS_T2（β = ?0.244）、PSS_T2（β = ?0.180）和GAD_T2（β = ?0.082）；ADH_T2显著负向预测DERS_T3（β = ?0.155）和PSS_T3（β = ?0.129），但ADH_T2→GAD_T3路径不显著（β = ?0.048）。反向路径中，DERS_T1显著负向预测ADH_T2（β = ?0.099），DERS_T2显著负向预测ADH_T3（β = ?0.111），而PSS和GAD对后续ADH的预测不显著或仅在个别间隔显著。

3.6 纵向平行中介分析

纵向平行中介模型拟合良好：χ2(48) = 71.387，p = 0.016，χ2/df = 1.487，CFI = 0.997，TLI = 0.995，RMSEA = 0.030，90% CI [0.013, 0.044]，SRMR = 0.017。路径系数显示：ADH_T1显著负向预测DERS_T2（B = ?0.243，β = ?0.244，p < 0.001）和PSS_T2（B = ?0.193，β = ?0.180，p < 0.001）；DERS_T2显著正向预测GAD_T3（B = 0.142，β = 0.161，p = 0.001），PSS_T2显著正向预测GAD_T3（B = 0.169，β = 0.207，p < 0.001）。ADH_T1对GAD_T3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040，β = ?0.046，p = 0.211），总效应显著（B = ?0.107，β = ?0.122，p < 0.001）。Bootstrap间接效应检验显示，通过DERS_T2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039，95% CI [?0.057, ?0.014]），通过PSS_T2的间接效应也显著（β = ?0.037，95% CI [?0.053, ?0.015]），总间接效应显著（β = ?0.076，95% CI [?0.095, ?0.040]）。两条间接路径的标准化效应接近且均较小。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核心理论价值并非提出全新的一对一关系，而是将坚持度质量定位为身体活动与心理健康文献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以往研究以参与型指标为主，无法反映运动处方是否被理解、执行和维持。通过将坚持度操作化为多维实施构念，本研究识别了一个可能解释具有相似参与机会的学生心理结局异质性的候选边界条件。实质性的自回归稳定性提示需要控制先前水平，但也意味着传统CLPM系数可能部分反映了稳定的个体间差异。坚持度与随后较低的情绪调节困难和感知压力呈负相关，而反向路径中仅情绪调节困难对后续坚持度存在一致的负向预测。对情绪调节困难而言，传统体育的重复性练习可能提供觉知内部状态和维持目标导向控制的反复机会；对感知压力而言，坚持度可能通过增强应对效能和可控感评估而降低主观压力。两组平行中介效应大小接近，表明情绪调节困难和感知压力是两个独立但互补的解释路径，且不存在明显的主导路径。由于两个中介在T2同时测量，研究刻意将其设定为平行中介，不推定二者之间的先后顺序。

理论上，本研究有三点贡献：将坚持度重构为实施质量而非参与同义词；整合情绪调节理论与压力评估理论作为平行等量解释路径；通过重复测量和时间分离提供超越横断面证据的前瞻性面板关联。实践上，研究提示高校体育课程不仅要提高参与率，还应从认知理解、行为执行和自我调节三个方面系统支持学生高质量、持续地实施运动处方。但这些建议应被视为可检验的项目设计假设，而非已确立的心理健康干预建议。

局限性包括：观察性设计不能排除混杂因素；所有构念依赖自我报告，虽然诊断检验未显示严重共同方法偏差，但无法完全排除；样本仅来自天津两所高校，推广性有限；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被作为宽泛类别处理，不同项目差异可能被掩盖；传统CLPM未能分离个体间稳定差异与个体内波动，交叉滞后系数不应被解释为个体内过程。

研究结论为：这项三波纵向研究考察了大学生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情绪调节困难、感知压力与焦虑症状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前瞻性地负向预测随后的情绪调节困难和感知压力，且这两个心理变量均前瞻性地正向预测随后的焦虑症状。纵向平行中介模型进一步显示，情绪调节困难和感知压力在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坚持度与焦虑症状之间表现出两条显著的间接关联。总体而言，传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心理健康相关性不仅取决于参与，还取决于规定练习实施的多维质量与连续性。较高的坚持度通过较低的情绪调节困难和较低的感知压力这两条较弱的平行间接路径与较低的后续焦虑症状相关。这些基于模型的间接关联描述了观察性数据中的时间顺序协变，不应被解释为坚持度能够改善情绪调节、降低感知压力或减轻焦虑的证据。在坚持度被视为因果干预靶点之前，需要开展实验研究和个体内纵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