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Nutrition》：The role of nutritional risk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serial mediation model through fecal calprotectin and depression leading to impaire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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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炎症性肠病(IBD)患者常面临高营养风险、持续性肠道炎症和抑郁共病的高发生率。肠–脑轴失调被假设在营养状况与生活质量(QOL)之间起中介作用。然而，粪便钙卫蛋白(FC)和抑郁在这一通路中的序列中介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检验这一序列中介效应，并为构建以营
背景：炎症性肠病(IBD)患者常面临高营养风险、持续性肠道炎症和抑郁共病的高发生率。肠–脑轴失调被假设在营养状况与生活质量(QOL)之间起中介作用。然而，粪便钙卫蛋白(FC)和抑郁在这一通路中的序列中介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检验这一序列中介效应，并为构建以营养管理为核心、调节炎症、管理心理并发症和改善患者结局的综合护理模式提供证据。方法：这项横断面研究纳入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四家三级医院的327例IBD患者。分别使用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2002)、患者健康问卷-9(PHQ-9)和炎症性肠病问卷(IBDQ)评估营养风险、抑郁症状和QOL。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FC水平。使用SPSS PROCESS宏的Model 6和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检验序列中介效应。结果：营养风险与FC呈正相关(β=1.866, p<0.05)，FC与抑郁呈正相关(β=0.021, p<0.05)，抑郁与QOL呈负相关(β=?1.417, p<0.001)。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3.86%，包含三条路径的贡献。其中，抑郁单独的中介效应贡献8.55%，FC和抑郁的序列中介效应贡献6.36%，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总间接效应的其余部分归因于FC单独路径的不显著效应。结论：营养风险与IBD患者QOL受损直接相关，并通过涉及肠道炎症(FC)和抑郁的序列通路间接相关。这些发现提示临床实践应转向以主动营养管理为核心、同时监测炎症和筛查抑郁的综合护理模式。该模式为调节炎症、管理共病并最终改善IBD患者的症状和QOL提供了靶向策略。
1 研究背景与存在问题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慢性复发性免疫介导的肠道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在亚洲，IBD患病率快速上升，预计2035年患者数将超过400万。当代IBD管理的挑战在于突破仅针对肠道病变的传统学科局限，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照护。营养风险是IBD常见且重要的共病，即使在缓解期或病程早期也可出现，发生率约6%–70%；营养风险可削弱药物疗效、增加手术并发症与住院率、延长住院时间并损害生活质量(QOL)。此前研究多单独探讨粪便钙卫蛋白(FC)、抑郁和营养风险对QOL的单一路径，缺乏对营养风险→肠道炎症→抑郁→QOL序列中介机制的系统量化，尤其缺少亚洲人群证据。因此，该研究基于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和肠–脑轴理论，探讨营养风险、FC、抑郁与QOL之间的序列关系，为以营养管理为核心的IBD综合慢病管理模式提供实证。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Nutrition》。
2 研究设计与主要发现
研究人员采用多中心横断面设计，于2024年8—12月在中国西南四家三级甲等医院便利抽样纳入327例IBD患者。使用NRS2002评估营养风险，PHQ-9评估抑郁症状，IBDQ评估QOL；采用ELISA检测FC。基于SPSS PROCESS宏Model 6和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检验序列中介效应。结果显示，营养风险与FC正相关(β=1.866, p<0.05)，FC与抑郁正相关(β=0.021, p<0.05)，抑郁与QOL负相关(β=?1.417, p<0.001)。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43.86%；其中抑郁独立中介效应占8.55%，FC与抑郁序列中介效应占6.36%，均显著；FC单独中介不显著。营养风险与QOL的直接效应仍显著(占56.14%)。结论提示营养风险通过肠道炎症(FC)和抑郁的序列路径损害QOL，支持转向以主动营养管理为核心、同步监测炎症和筛查抑郁的整合照护模式。
3 主要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多中心横断面研究，在中国西南四家三级医院便利抽样纳入327例IBD患者（CD 202例，UC 125例）。使用NRS2002、PHQ-9、IBDQ分别评估营养风险、抑郁与QOL；ELISA检测粪便FC。以PROCESS宏Model 6构建序列中介模型，协变量包括性别、疾病类型、病程、BMI、疾病活动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与手术史；采用5000次偏差校正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以VIF<5判断共线性；并通过剔除疾病活动度进行敏感性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研究样本的社会人口学与临床特征（3.1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sample）
共纳入327例IBD患者，平均年龄37.4±15.3岁；CD占61.8%，UC占38.2%。NRS2002≥3的营养风险患者192例(58.7%)；PHQ-9>4的抑郁症状患者177例(54.1%)；FC中位数25.61 μg/g；IBDQ平均161.7±24.7。
4.2 核心变量相关分析（3.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re variables）
相关分析显示，营养风险与FC(r=0.120, p<0.05)和抑郁(r=0.157, p<0.01)正相关，与QOL负相关(r=?0.160, p<0.01)；FC与抑郁正相关(r=0.148, p<0.01)，与QOL负相关(r=?0.164, p<0.01)；抑郁与QOL负相关(r=?0.249, p<0.001)。疾病活动度与QOL负相关(r=?0.160, p<0.01)；随疾病严重程度增加，QOL呈阶梯下降（缓解期173.36±27.14，轻度活动期164.63±23.37，中度活动期157.87±23.06，重度活动期145.24±26.75），单因素方差分析F=6.49, p<0.01。
4.3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3.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FC and depression between nutritional risk and QOL）
层次回归显示，营养风险显著负向预测QOL(β=?2.596, p<0.01)，显著正向预测FC(β=1.866, p<0.05)；FC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021, p<0.05)，抑郁显著负向预测QOL(β=?1.417, p<0.001)；同时纳入FC与抑郁后，营养风险对QOL的直接关联仍显著(β=?1.820, p<0.05)。所有自变量VIF<2.5，无多重共线性。
4.4 序列中介效应（3.4 Chain mediating effects of FC and depression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tritional risk and QOL）
Bootstrap结果显示，总效应为?0.456[95%CI(?0.552,?0.360)]，直接效应?0.256[95%CI(?0.364,?0.148)]占5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