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颈癌气管切开患者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在人格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间的可调节中介效应：一项横断面链式中介研究

《Frontiers in Psychology》：Coping style and social support as modifiable mediators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elf-perceived speech handicap in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with tracheostomy: a cross-sectional chain-mediation study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阐明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在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头颈癌气管切开患者自我感知言语障碍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方法：于2023年1月至2024年6月对217例气管切开术后患者开展横断面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采用一般信息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及中文版言语障碍指数（SHI）。结局指标为SHI总分，即患者自我报告的自感言语障碍程度；未直接测量沟通能力。

结果：气管切开患者内外向人格特质均分为51.798±11.240，积极应对方式均分为30.790±7.240，社会支持均分为40.862±9.024，言语障碍指数均分为73.230±24.227。言语障碍与内外向人格特质（r=?0.445）、应对方式（r=?0.410）及社会支持（r=?0.402）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头颈癌气管切开患者自我感知言语障碍之间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682和?0.425。此外，"积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路径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0.201），占总效应的6.26%。

结论：路径分析揭示了内外向人格特质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之间的关联关系，该关联可能通过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得以解释。由于患者的内外向人格特质难以改变，临床实践中优化应对方式和提升社会支持水平可能成为降低此类患者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的主要干预策略。

# 头颈癌气管切开患者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的心理社会机制：人格、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模型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头颈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见恶性肿瘤。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2022年中国头颈鳞状细胞癌新发病例约14.46万例，死亡约8.05万例。III期和IV期头颈鳞状细胞癌患者治疗预后较差，5年总生存率仅为40%–50%。在大范围头颈癌手术中，实施临时气管切开术的主要目的是在术后水肿消退期间确保气道安全。约69%的头颈癌患者（包括口腔癌、下咽癌和喉癌）在手术期间需接受气管切开。无论临时还是永久性气管切开，均可因暂时性言语交流丧失所导致的功能障碍和社会隔离而诱发心理脆弱性。

沟通困难，尤其是言语受损，是气管切开头颈癌患者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归因于疾病特征（如肿瘤部位导致的喉/气管解剖学改变、手术切除导致的声带损伤）及气管切开相关的气道改变。尽管疾病和手术因素是言语功能的主要决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格特质——尤其是艾森克核心维度（内外向）——可能对患者感知和应对沟通障碍的方式产生显著的调节或预测作用。本研究聚焦于这些困难的言语成分，以言语障碍指数（Speech Handicap Index, SHI）测量的自我感知言语障碍作为操作化指标。

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人格特质与社会支持/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或自我感知言语障碍与社会隔离之间的关系，但很少将这些变量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尤其是忽视了艾森克人格特质在"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社会适应"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Lazarus和Folkman的压力与应对交互模型为理论框架，将内外向人格特质视为相对稳定的倾向性前因变量，将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视为连接人格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的可调节过程变量。研究人员将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描述为"可调节的"，因为两者均可通过结构化心理社会护理干预加以改变，而人格特质相对稳定。将人格建模为不可调节的前因变量、将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建模为可调节的中介变量具有双重临床目的：一方面将人格定位为识别高风险患者的筛查标志物，另一方面可量化人格-障碍关联中有多少可通过可干预途径传递——这是双变量关联分析无法提供的信息。

研究人员基于理论推演提出了三条具体机制假设：H1：外向性格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H2：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H3：社会支持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呈负相关。

##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单中心横断面相关性调查，于2023年1月30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通过便利抽样纳入228例头颈鳞状细胞癌术后气管切开患者，最终获得217份有效问卷（有效应答率95.2%）。研究经四川省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SCCHEC-02-2023-004）。样本以男性为主（90.8%），已婚者占93.1%。

主要研究工具包括：一般信息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仅使用内外向维度）、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仅使用积极应对分量表进入中介分析）及中文版言语障碍指数（SHI）。所有问卷在患者术后住院期间、气管套管留置期间、拔管前单次施测。统计方法包括Harman单因素检验（控制共同方法偏差）、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及PROCESS宏（版本4.1）Model 6链式中介分析（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校正偏差95%置信区间），并调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就业状况和家庭收入等协变量。

## 三、研究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由于数据均通过自填问卷获得，研究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第一主成分解释的方差为31.962%，低于40%的阈值，表明问卷结果未受共同方法偏差的显著影响。

### 3.2 内外向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的相关性分析

在人格分布方面，中间型人格占比最大（44.7%），其次为外向型人格（20.28%）和外向倾向型（17.51%）。全部六项两两相关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均p<0.01），效应量处于中等范围（|r|=0.384–0.481）。具体而言，外向程度较高的患者倾向于报告更积极的应对方式（r=0.481）和更高的社会支持水平（r=0.386）；积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中等程度相关（r=0.384）；SHI得分与外向程度（r=?0.445）、积极应对（r=?0.410）和社会支持（r=?0.402）均呈中等程度负相关。

### 3.3 内外向人格特质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内外向人格特质为自变量、自我感知言语障碍为因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总效应显著（β=?0.446，p<0.001）。内外向人格特质对应对方式（a1：β=0.481，p<0.001）和社会支持（a2：β=0.262，p<0.0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应对方式对社会支持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58，p<0.001）；直接效应显著（c'：β=?0.264，p<0.001），应对方式（b1：β=?0.197，p<0.01）和社会支持（b2：β=?0.225，p<0.001）均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呈显著负相关。

### 3.4 内外向人格特质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Bootstrap结果显示，三条中介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内外向→应对方式→自我感知言语障碍"路径的中介效应为?0.682（占总效应21.30%）；"内外向→社会支持→自我感知言语障碍"路径的中介效应为?0.425（占13.25%）；链式路径"内外向→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的中介效应为?0.201（占6.26%）。中介效应合计占总效应的40.81%，直接效应占59.19%。

## 四、讨论与结论

### 4.1 讨论部分总结

在链式中介效应方面，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效应仅占总效应的6.26%，比例相对较小，但该链式中介效应的存在验证了研究的核心理论假设。40.81%的总效应通过两个中介变量间接传递，其中21.30%经由积极应对方式、13.25%经由社会支持、6.26%通过"应对→社会支持"的顺序路径流动。这一发现填补了该特定人群人格对自我感知言语障碍"间接通路"的理论空白。

研究人员指出，样本以男性（90.8%）和已婚（93.1%）为主，反映了头颈癌气管切开亚群的临床流行病学特征。家庭照顾者可能被积极参与围手术期支持。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59.19%，表明内外向人格特质是这些患者自我感知言语障碍的主要关联因素。研究还讨论了可能的替代解释，包括应对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双向关系、言语障碍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反向因果，以及基于依从性的竞争性假设等，并强调了未来纵向研究的必要性。

### 4.2 研究结论翻译

在头颈癌气管切开患者中，内外向人格特质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显著相关，且该关联部分通过两条顺序排列的、可调节的心理社会路径传递：积极应对（占总效应21.30%）和社会支持（占13.25%），包括一条通过两个中介变量的显著链式路径（6.26%），而59.19%的总效应仍为直接效应。由于人格相对稳定且并非现实的干预靶点，这些发现指明了临床工作可最有效发力的方向：术前筛查内向倾向患者，继而强化积极应对并调动社会支持以降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链式中介模型也为连接该人群的倾向性前因变量与患者报告的言语障碍提供了一个经实证支持的理论框架。未来需要纵向研究和干预研究来确认这些路径的时间顺序，并验证以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为靶点的干预措施能否因果性地降低自我感知言语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