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The improvement of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and food safety: mechanisms of impac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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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被视为一类公共最低质量标准，是各国政府广泛采用的监管工具之一，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当前不完善的监管制度环境为背景，以产业组织理论中不完全信息下的纵向差异化模型（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model）为理论基
食品安全标准被视为一类公共最低质量标准，是各国政府广泛采用的监管工具之一，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当前不完善的监管制度环境为背景，以产业组织理论中不完全信息下的纵向差异化模型（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model）为理论基础，运用博弈论方法考察低质量厂商与高质量厂商在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下的质量决策行为；同时采用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 ZIP）研究提高最低质量标准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并利用省级和市级统计年鉴数据（2014—2019）以及肉类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适度提高最低质量标准能够改善食品安全水平。（2）当最低质量标准大幅提高时，政府监管强度对最低质量标准提高与食品安全水平之间的关系具有“U型”调节作用：即当政府监管较弱，使惩罚成本低于违法收益时，大幅提高最低质量标准将降低食品安全水平；当政府监管较强，使惩罚成本高于违法收益时，大幅提高最低质量标准将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食品安全标准被视为公共最低质量标准（Minimum Quality Standard, MQS），是政府纠正市场失灵、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监管工具。中国肉类市场存在大量缺乏品牌的小型生产者和少数行业龙头企业，质量信息不对称导致低质量产品可能驱逐高质量产品。既有研究多从产业组织理论讨论质量门槛，但对提高MQS在什么条件下能真正改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如何调节这一关系仍缺少系统性识别。为此，研究人员以产业组织理论中不完全信息下的纵向差异化模型为基础，构建三阶段非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低质量厂商与高质量厂商在纳什均衡下的质量与定价决策；随后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理论模型假设市场存在低质量厂商（1）和高质量厂商（2），分别选择质量q
1、q
2，满足0<η≤q
12≤1；消费者根据质量偏好x选择产品，厂商在第二阶段同时定价。求解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表明：高质量厂商的最优质量q2*=1；当最低质量标准提高不超过4/7时，低质量厂商利润随标准上升而增加；超过4/7后利润下降，若惩罚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低质量厂商会选择冒险生产不合格产品。由此提出两个假设：适度提高MQS会提升食品安全；大幅提高MQS时，政府监管强度具有“U型”调节作用。
关键技术与数据方面，研究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Generaliz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GDID）识别政策效应，以2020年4月1日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作为MQS提高的政策冲击；以肉类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Safe）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强度（批/千人，B/1k）为核心解释变量，并控制人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城乡收入差距、肉类产量。数据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查询系统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5—2024）的省级数据；此外，研究还结合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ZIP）分析食品安全犯罪案例数据。研究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未涉及临床样本队列。
研究结果如下。4.1 基准回归：通过广义DID回归发现，提高MQS对猪肉、牛肉、鸡肉、羊肉四类肉品的安全水平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1；当政府监管强度较弱时，大幅提高MQS会降低猪肉和牛肉的安全水平；当监管强度较强时，大幅提高MQS会提高羊肉的安全水平，验证了假设2。监管强度本身与四类肉品安全水平显著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牛肉安全问题。4.2 平行趋势检验：采用事件研究法，将政策实施前6年并入第6期、后3年并入第3期；政策实施前各期系数估计值在0附近且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4.3 稳健性检验：包括安慰剂检验、改变样本容量和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分配政策实施时间和强度500次，所得估计系数集中于0并呈正态分布，真实估计系数为明显异常值；将样本期调整为2015—2022和2017—2024后，核心结果仍然显著；将政策实施时间人为提前或推迟1年，四类肉品未出现显著变化，排除了随机因素干扰。
讨论部分指出，食品安全标准的提高会重新分配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标准过高且监管不足时，企业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可能大量生产不合格食品；大企业因技术优势更容易适应新标准，小企业面临更高合规压力。因此，研究建议实施分类精准监管，将标准提高幅度与政府监管强度相匹配，并采取两级标准、分步推进的路径。
研究结论翻译为：提高最低质量标准会促使低质量厂商与高质量厂商根据对手选择调整产品质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适度提高MQS时，两类厂商均提升质量，食品安全水平改善；大幅提高MQS时，若政府监管弱（惩罚成本<违法收益），食品安全水平降低；若政府监管强（惩罚成本>违法收益），食品安全水平提高。基于每亿人食品刑事案件发生率等数据的计量回归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该研究为设定最低质量标准提供了理论基准和实证依据，其方法还可推广到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信任品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