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The impact of disability onset on depressive symptom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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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
抑郁症状是韩国残疾人中一个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然而关于抑郁症状在残疾发生前后如何变化，以及残疾人与无残疾人之间抑郁症状水平存在何种差异，目前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考察了：（a）残疾人中抑郁症状在残疾发生前后的变化；（b）残疾人残疾发生前抑郁症状水
摘要翻译：
抑郁症状是韩国残疾人中一个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然而关于抑郁症状在残疾发生前后如何变化，以及残疾人与无残疾人之间抑郁症状水平存在何种差异，目前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考察了：（a）残疾人中抑郁症状在残疾发生前后的变化；（b）残疾人残疾发生前抑郁症状水平与无残疾人抑郁症状水平的比较；（c）残疾人残疾发生后抑郁症状水平与无残疾人抑郁症状水平的比较；（d）与残疾持续时间相关的抑郁症状变化。本研究利用韩国福利面板研究（KoWEPS）数据，分析了来自13，643名个体的152，152个个体-波次观测。残疾发生通过回顾性报告的发病年龄进行识别。研究人员采用近似混合设定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并纳入参与者水平随机截距。残疾人残疾发生后的抑郁症状水平高于发生前（β = 0.06，p = .015）。与无残疾人相比，残疾人残疾发生前的抑郁症状水平较高（β = 0.12，p < .001），残疾发生后的抑郁症状水平也较高（β = 0.18，p < .001）。抑郁症状在残疾发生后的各年之间未见显著差异。研究人员建议将心理健康筛查整合到残疾诊断过程中，特别是对于健康逐渐恶化的个体应在早期阶段进行。残疾人与无残疾人之间持续存在的抑郁症状差距凸显了加强系统性支持的必要性。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残疾是人类普遍经历的一部分，往往给个体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经济福祉带来重大挑战。在韩国，抑郁症状是残疾人中最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根据2023年韩国残疾人调查（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的数据，残疾人抑郁症患病率为12.4%，而普通人群仅为4.7%。这一显著差距引发了关于抑郁症状与残疾发生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抑郁症状是否在残疾发生前后发生变化？残疾人与无残疾人之间的抑郁症状差异是否早已存在？同时，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2022年）指出，韩国社会仍存在针对残疾人的歧视、污名化刻板印象、偏见以及敌意或贬损性表达，且残疾人的社区融入进展有限。这些结构性障碍与抑郁症状风险升高相关，使韩国成为研究残疾与抑郁症状关联的重要情境。
既有研究一致表明，残疾人的抑郁症状水平高于无残疾人（Koenig等，2024；Xiang等，2020）。然而，现有证据仍存在若干缺口。第一，关于残疾发生前后个体内部变化的研究有限。残疾发生可能构成一种独特的压力源，因为其造成日常任务执行和社会角色维持的持续障碍，并可能使个体成为社会污名群体的成员，暴露于歧视性态度之下。此外，处于残疾前期阶段的个体可能察觉自身逐渐失去控制力和独立性，或预感到未来照护需求，这些均可能导致幸福感下降。第二，很少有研究考察残疾发生前抑郁症状是否已相对于无残疾人升高。由于残疾被视为一个渐进过程，残疾发生前个体可能已存在功能受限和健康衰退，并与抑郁症状升高相关。第三，即便考察了残疾发生后的个体内部变化，也很少有研究将这些变化与无残疾人的同期变化进行比较，若所有成年人均因年龄或时期效应而出现抑郁症状增加，则单独归因于残疾可能高估其心理影响。此外，关于残疾发生后抑郁症状的时间轨迹，存在累积劣势理论与心理适应理论的竞争性预期，需要通过实证数据加以区分。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利用韩国福利面板研究（KoWEPS）数据。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收集社会经济地位、健康和福利需求信息。本研究使用第1至18波（2005—2022年）数据，最终分析样本包含13，643名个体，共152，152个个体-波次观测。其中，无残疾者13，274人（146，001个观测），残疾人369人（6，151个观测）。残疾状态和发病年龄基于每个参与者最近一次观测波次进行定义。残疾状态的识别采用单一自报条目，发病年龄通过回顾性报告获取。
抑郁症状采用韩国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的11条目版本进行测量，条目采用4点计分，项目总分取均值，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重（Cronbach’s α = 0.87）。残疾状态编码为三个指标：PWD（残疾人标识）、Post（残疾发生后标识）、Pre（残疾发生前标识）。自评健康（SRH）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并在残疾发生后保留最近一次发生前的SRH值以避免过度控制偏倚。针对缺失数据，采用链式方程多重插补法生成15个插补数据集。
统计方法上，研究人员拟合线性混合效应模型，采用参与者水平随机截距以处理数据的层次结构和个体内相关性。模型近似混合固定效应设定，同时估计残疾发生前后的个体内变化和组间差异。模型纳入了波次固定效应以控制时期性变化。针对残疾持续时间（研究问题4），使用一系列分类指标表示发生后的各年，以发生当年作为参考类别，分析仅限于发生残疾后10年内的观测。所有分析均使用稳健标准误，并应用KoWEPS第一队列的抽样权重（经归一化处理）。
三、主要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在基线（2005年）时，残疾人组平均年龄为59.26岁，无残疾组为47.71岁；残疾人组平均抑郁症状得分为0.68，无残疾组为0.50。在最终波次（2022年）时，残疾人组平均年龄为74.52岁，无残疾组为63.59岁；残疾人组平均抑郁症状得分为0.54，无残疾组为0.31。组间差异在所有时点均有统计学显著性。
研究问题1（残疾发生后个体内变化）：在残疾人中，残疾发生后的平均抑郁症状得分显著高于发生前（β = 0.06，p = .015）。这一结果在真实混合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中保持一致，支持残疾发生对抑郁症状的个体内负向影响。
研究问题2（残疾发生前与无残疾组的差异）：残疾人残疾发生前的抑郁症状平均水平显著高于无残疾人组（β = 0.12，p < .001）。这一结果表明，残疾人与无残疾人之间的抑郁症状差距在残疾发生前即已存在，支持残疾是渐进过程的观点。
研究问题3（残疾发生后与无残疾组的差异）：残疾人残疾发生后的抑郁症状平均水平显著高于无残疾人组（β = 0.18，p < .001）。这一差距等于发生前差异（0.121）与发生后个体内增加（0.057）之和（0.178），表明残疾发生后差距进一步扩大。
研究问题4（残疾持续时间与抑郁症状）：在残疾发生后10年内，各年持续时间系数均无统计学显著性，提示抑郁症状水平在残疾发生后的不同年份之间未见显著变化。将持续时间作为线性和二次连续项进行敏感性分析时，也均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将残疾发生视为一个关键生活事件，其可能通过障碍性因素（如服务体系协调不良、可及性有限）导致心理健康恶化。残疾发生前抑郁症状的升高可能反映了残疾前期阶段健康状况和功能困难的逐渐累积，也可能是心理调整过程的一部分。值得强调的是，由于研究设计限制，抑郁症状与残疾发生之间的方向性无法完全确定，且组间比较无法排除未测量混杂因素的影响。
残疾发生后抑郁症状未随时间显著变化，可能反映了心理适应与累积劣势两种过程相互抵消。累积劣势理论预测随残疾年限增加心理健康恶化，而适应理论则预测个体通过认知重评和应对策略的发展使情绪趋于稳定。个体异质性可能使这两种效应在总体层面相互抵消。
本研究对政策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建议将结构化心理和社会评估整合到残疾诊断过程中，以便在早期识别有心理健康风险的个体并及时转介。同时，鉴于残疾发生前抑郁症状已升高，干预措施不应仅限于发生后阶段，而应在初级保健、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服务等既有服务设置中开展早期筛查。持续存在的心理健康差距凸显了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系统性支持的必要性。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残疾类型和严重程度、性别差异以及残疾恢复相关模式，并采用更具时间精细度的分析方法来解析抑郁症状在残疾发生前后的动态变化。
5. 结论
利用18波全国代表性面板数据，本研究发现残疾发生后的抑郁症状显著高于发生前，且在整个观测期间，残疾人的抑郁症状水平始终高于无残疾人。抑郁症状在残疾发生后的各年份之间未见显著差异。残疾发生前抑郁症状的升高凸显了在服务慢性疾病或健康逐渐恶化个体的场所中开展早期心理健康筛查的必要性，而持续存在的心理福祉差距则呼吁建立更有利于残疾人的政策支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