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Alliance orient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of new ventur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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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中的新创企业在追求突破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时,尤其在资源稀缺和环境波动的条件下,往往面临巨大挑战。本研究整合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与能力层级视角(capability hierarc
新兴经济中的新创企业在追求突破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时,尤其在资源稀缺和环境波动的条件下,往往面临巨大挑战。本研究整合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与能力层级视角(capability hierarchy perspective),考察联盟导向(alliance orientation)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将组织敏捷性(organizational agility)视为潜在的解释路径,并将数字技术采纳(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视为边界条件。研究人员进一步阐述了一个能力层级框架,从概念上将低阶能力、高阶能力与中国新创企业中的突破性创新联系起来。基于295份来自中国新创企业的有效问卷,结果表明联盟导向的三个维度以不同方式与突破性创新相关。联盟扫描(alliance scanning)和联盟学习(alliance learning)与突破性创新呈倒U型关系,而联盟协调(alliance coordination)呈正向线性关系。组织敏捷性作为解释路径,有助于说明这些联盟导向型能力如何影响创新结果,并且在数字技术采纳水平较高时,这种关系更为显著。此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识别出三种与高水平突破性创新相关的等效组态,凸显了新兴市场情境下能力组合的组态复杂性。总体而言,本研究为能力层级研究提供了情境化见解,并丰富了对中国新创企业中联盟相关能力如何与突破性创新相关联的理解。
论文解读:新兴经济中新创企业的联盟导向与突破性创新
**研究背景与问题**
新兴经济中的新创企业常面临资源短缺、制度缺失和环境动荡等多重约束,单纯依赖内部资源难以实现突破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既有文献虽然认识到联盟导向(alliance orientation)的重要性,但研究结果存在分歧,且多将其视为单一整体构念,忽略了联盟扫描(alliance scanning)、联盟协调(alliance coordination)和联盟学习(alliance learning)三个维度可能存在的差异化作用。此外,从能力到创新结果之间的内在机制,以及数字技术情境的边界条件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为此,研究人员整合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与能力层级视角(capability hierarchy perspective),构建了“低阶能力→高阶能力→突破性创新”的分析框架,并引入组织敏捷性(organizational agility)作为解释路径、数字技术采纳(digital technology adoption)作为边界条件,探究中国新创企业情境下联盟导向影响突破性创新的具体机制。
**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两波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样本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春、沈阳等创新水平存在差异地区的中国新创企业(成立不超过8年),共发放800份问卷,最终获得295份有效回应(有效回收率36.88%)。主要分析方法包括: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检验线性与非线性关系;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含非线性中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索多条件组态路径。此外还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信效度检验、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
**研究结果**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通过程序性措施(匿名、两波收集)和统计检验(Harman单因子、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确认共同方法偏差不构成实质影响。
**信效度检验**: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α均高于0.80,组合信度(CR)超过0.80,平均抽取方差(AVE)大于0.50,判别效度良好;六因子模型拟合优于其他备选模型。
**相关分析与多重共线性检验**:变量间相关系数均低于0.6,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多元回归分析**:联盟扫描与突破性创新呈倒U型关系(二次项系数α
2 = -0.105, p<0.05),联盟学习同样呈倒U型关系(α
2 = -0.111, p<0.05),而联盟协调显著正向影响突破性创新(β = 0.412, p<0.01);组织敏捷性正向促进突破性创新(β = 0.226, p<0.01)。中介检验显示,组织敏捷性在联盟扫描、联盟学习与突破性创新之间起到非线性中介作用,在联盟协调与突破性创新之间起到线性中介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技术采纳显著增强组织敏捷性对突破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交互项β = 0.132, p<0.10)。
**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测量、增加控制变量、处理遗漏变量等分析后,核心结论保持一致,表明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进一步分析**:fsQCA识别出三条实现高突破性创新的等效组态:联盟协调驱动型(S1)、联盟扫描与学习协同型(S2)、组织敏捷性驱动型(S3)。同时发现一条非高突破性创新组态(N1),其中缺乏基础联盟能力且组织敏捷性低,仅有数字技术采纳不足以保证创新成功。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联盟导向的三个维度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并非所有联盟能力都越强越好。联盟扫描和联盟学习存在阈值效应,过度投入反而可能产生负作用;而联盟协调则持续有利于创新,体现了合作伙伴目标协同的重要性。组织敏捷性作为高阶动态能力,是将外部联盟资源转化为创新成果的关键桥梁,但其作用受数字技术采纳水平的调节。fsQCA结果进一步表明,高突破性创新可通过多种等效路径达成,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联盟相关能力在多种组态中均构成核心条件。
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与能力层级视角,考察了中国新创企业中联盟导向与突破性创新的关系,以组织敏捷性为解释路径,以数字技术采纳为边界条件。结论指出,联盟扫描和联盟学习对突破性创新具有非线性影响,联盟协调具有线性正向影响;组织敏捷性在部分关系中起非线性中介作用,数字技术采纳强化了组织敏捷性的促进作用。研究为新兴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联盟网络实现突破性创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强调管理者应有选择地管理联盟活动,培育组织敏捷性,并将数字技术采纳与联盟战略相协调,以最大化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