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情障碍与人格病理在一般精神病理学维度中的关系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Alexithymia and personality pathology in relation to dimensions of general psychopathology

　　

摘要

目的
探讨述情障碍是否在心境病态的适应不良人格特质维度之外，与主要病理维度存在独特关联。

方法
我们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使用来自诊断异质性精神病门诊患者样本（N = 154）的档案数据。本研究样本中的患者完成了20项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人格调查表（PID-5）以及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2-结构化形式（MMPI-2-RF）的重构临床（RC）量表。我们使用分层线性回归来考察八项主要病理维度。

结果
PID-5各领域与RC量表得分之间呈现出预期的总体关联模式。在控制这些特质后，TAS-20总分与士气低落、躯体主诉及功能失调性负面情绪存在增量关联。后续分析表明，这些关系主要由难以识别情感这一维度所驱动。TAS-20总分与其余RC量表之间不存在增量关联。由于不良特质（包括负性情感性）已得到控制，且RC量表的設計旨在减少（尽管未能完全消除）士气低落的饱和效应，这些发现与TAS-20得分捕获了情感失调方差的观点一致，且该方差不能完全归因于一般性痛苦，尽管在单方法设计中无法排除TAS-20项目与效标量表之间存在内容重叠的可能性。

结论
述情障碍解释了涉及情感失调的病理维度（痛苦、躯体化和负性情感性）中的独特方差。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将述情障碍定位为跨诊断相关因素的观点，并表明情感觉知缺陷的测量可能补充适应不良人格的维度模型。

引言
述情障碍是一个多维度的人格建构，其特征包括难以识别自身的情感感受、难以区分情感与情感唤醒的身体感觉、难以向他人描述情感，以及外部导向的思维风格伴随受限的想象能力（Nemiah等，1976年；Taylor等，1997年）。这种建构概念有时被称为情感缺陷模型（Sifneos，1994年），并汇聚于四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成分：难以识别情感（DIF）、难以描述情感（DDF）、外部导向思维（EOT）和贫乏的想象过程（IMP）（Nemiah等，1976年；Taylor等，1997年）。尽管TAS-20的EOT题目并不直接评估想象加工，但它们所捕捉的刺激绑定思维风格被认为间接反映了这种贫乏的想象能力；IMP维度本身最好通过绩效测量来评估（Taylor等，2024年）。述情障碍最初在"经典"心身疾病患者中观察到，后来在创伤后障碍和物质使用表现的患者中也观察到（Krystal，1988年；Nemiah等，1976年；Sifneos，1973年；Taylor，1984年）。此后，述情障碍已与广泛的医学和精神疾病联系起来，包括抑郁、焦虑、功能性胃肠疾病、进食障碍、躯体症状障碍以及一些人格障碍（Honkalampi等，2018年；Morie & Ridout，2018年；Porcelli & Taylor，2018年；Taylor等，1997年）。在此基础上，述情障碍被提出为一种跨诊断因素，可能增加对情感性病理的易感性（Preece等，2020年；Taylor等，2024年；Yeung等，2025年）。

20项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Bagby等，1994年）长期以来一直是评估述情障碍建构的主要测量工具（Bagby等，2020年），并提供一个总分和三个维度（因子）分数——DIF、DDF和EOT（Bagby等，2020年；Schroeders等，2022年）。在临床和研究环境中通常建议使用总分。较高的TAS-20分数与内化和躯体化表现中更严重的症状严重程度相关（Bagby等，2020年；De Berardis等，2020a；Yeung等，2025年）。在各研究中，DIF和DDF与抑郁和焦虑症状呈现出稳健的正向关联，而EOT的关系则略弱且不一致（参见Honkalampi等，2018年；Leweke等，2012年；Li等，2015年）。述情障碍与正性情感性和愉悦呈负相关（De Gucht等，2004年；Dubey & Pandey，2013年；Lundh & Simonsson-Sarnecki，2001年），与负性情感性和苦闷呈正相关（Bailey & Henry，2007年；De Berardis等，2020a，2020b）。该建构与较高水平的总体心理痛苦呈中度相关（Bagby等，2026年），这与风险/易感性因素和该易感性所赋予的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水平一致（Kotov等，2010年）。这些发现支持了述情障碍标志着情感觉知和调节核心困难的观点，这些困难被认为赋予了对广泛病理条件的易感性（Bagby等，2020年；Taylor等，1997年，2024年）。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但相对较少的研究检验了述情障碍是否能在更广泛的人格维度风险因素之外提供解释价值。这一问题对于澄清述情障碍是否值得被视为一个独特的跨诊断建构至关重要。此前两项研究直接检验了述情障碍相对于适应不良人格特质在解释主要病理维度方面的增量效度（Conrad等，2009年；Grabe等，2004年）。Grabe等（2004年）在一个异质性精神病学样本中使用人格心理生物学模型（Cloninger等，1993年），通过气质与性格调查表（TCI；Cloninger等，1994年）进行测量，并结合症状清单-90修订版（SCL-90-R；Derogatis，1983年）作为广泛精神病理症状集的测量工具，以及TAS-20来考察这种关系。在若干病理维度中，即使在控制了适应不良人格特质之后，DIF仍然是躯体化、抑郁、焦虑、强迫性、攻击性、恐惧症、偏执和妄想最一致的预测因子。Conrad等（2009年）在一个重度抑郁障碍患者样本中基本复制了这些发现。自这些研究以来，人格病理和一般病理的模型以及用于测量它们的工具都已发生了重大演变。这两项研究都依赖于TCI（Cloninger等，1994年），该工具操作化的人格病理模型其经验性和神经生物学支持已经减弱并在很大程度上被驳斥（Farmer & Goldberg，2008a，2008b），以及SCL-90-R，这是一种存在明显心理测量局限性的工具。多年来，实证研究表明SCL-90-R的因子结构不稳定且不可复制，其子量表之间存在高度互相关，表明这些子量表索引的是一般痛苦而非独特的病理维度，项目冗余性和对反应失真的敏感性进一步限制了其在总体痛苦评估之外的效用（Cyr等，1985年；Prinz等，2013年）。

对适应不良人格（Sharp等，2025年）和病理（Kotov等，2017年）概念化和测量的最新进展现在使我们能够更严格地检验述情障碍、人格病理和主要病理相关维度之间的关系。在人格方面，人格障碍替代模型（AMPD；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APA]，2013年，2022年）汇聚于五个适应不良特质领域：负性情感性、脱离、敌意、抑制丧失和精神病性（Sharp等，2025年）。这些特质与内化、外化和精神病谱系问题呈现系统性关联（Drvaric & Bagby，2021年；Kotov等，2010年；Macina等，2021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人格调查表（PID-5；Krueger等，2012年）是一个经过充分验证的自评工具，操作化了这些领域（Al-Dajani等，2016年；Markon等，2024年）。

在病理的概念化和测量方面，也出现了平行的进展。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2-结构化形式（MMPI-2-RF；Ben-Porath & Tellegen，2008/2011）旨在将一般性痛苦与更具体的症状建构分离开来。MMPI-2-RF也被证明与病理等级分类法（Lee等，2017年；Sellbom，2019年）相关联，后者是一个经过充分验证的当代一般病理模型（Kotov等，2017年）。其重构临床（RC）量表包括：士气低落（RCd），捕捉广泛的苦闷；躯体主诉（RC1）捕捉一般身体健康主诉；低正性情感（RC2）反映正性情感性降低或缺失；反社会行为（RC4）捕捉违反规则和外在行为；迫害观念（RC6）测量怀疑和不信任的信念；功能失调性负面情绪（RC7）评估升高的负性情感；异常体验（RC8）捕捉不寻常的感知和认知体验；以及轻躁狂激活（RC9）反映升高的活动水平和精力。这些量表显示出良好的区分效度，并在临床样本中映射到内化、外化和思维障碍领域（例如Ben-Porath & Tellegen，2008/2011；Mickens等，2021年；Sellbom，2019年）。通过将一般性痛苦隔离在RCd量表中并减少——尽管未能完全消除——其余RC量表的饱和效应，得以对领域特异性关系进行更差异化的考察；然而，RCd与若干RC量表之间的残余重叠仍然存在。最后，与SCL-90-R不同，MMPI-2-RF包含一套经过充分开发且高度有效的"效度量表"，旨在检测反应失真。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来自完成TAS-20、PID-5和MMPI-2-RF的精神病门诊患者样本的档案数据，以在当代维度模型内重新考察述情障碍在解释主要病理维度方面的作用。具体目标是检验述情障碍在控制了适应不良特质领域之后，是否能增量解释MMPI-2-RF RC量表中的独特方差，从而在概念上复制并扩展Grabe等（2004年）和Conrad等（2009年）的研究。我们假设PID-5领域将复制先前研究中的既定关联，具体为：负性情感性与内化量表（RCd、RC1、RC7）；脱离与缺失（RC2）；敌意和抑制丧失与外化量表（RC4、RC9）；以及精神病性与思维功能障碍（RC6、RC8）[参见Drvaric & Bagby，2021年；Kotov等，2010年；Lynam & Miller，2019年；Macina等，2021年；Sellbom等，2013年]。我们还假设TAS-20总分将在PID-5领域之外解释RCd、RC1、RC2和RC7中的额外方差。这些假设基于先前将述情障碍与痛苦、躯体化、缺失和负性情感性联系起来的工作（De Gucht & Heiser，2003年；Li等，2015年；Mattila等，2008年），尽管这些研究均未控制痛苦对各形式病理关联的影响，也未对其建模。最后，基于强调情感觉知受损的先前证据和理论论述，我们预期DIF将与病理具有最一致的维度水平关联，特别是在涉及痛苦、躯体症状和负性情感性的维度中（Cerutti等，2018年；Klinger-K?nig等，2018年）。总分模型构成研究假设的主要确认性检验。维度水平模型是计划的次要分析，旨在澄清增量关联是否主要归因于DIF、DDF或EOT；涉及RC4、RC6、RC8和RC9的关联以探索性基础进行考察。

样本片段

参与者与程序
参与者来自一个包含435名精神病门诊患者的档案样本，该样本通过一家大型大学附属心理健康和成瘾机构维护的集中研究登记系统招募。该登记系统中的部分患者曾参与在该机构进行的精神病学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现场试验，且未选择退出其个人和医院医疗记录（包括医生记录的图表诊断）的保留，用于招募

结果
所有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内部一致性估计见表1。除EOT外（α = .64，ω = .61），所有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均可接受至良好（α和ω > .70）。TAS-20的EOT子量表是多维度的（部分题目评估对情感的注意，其他题目评估务实思维），这通常会降低内部一致性估计值（参见Bagby等，2020年）。这种较低的信度会减弱观察到的关联。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TAS-20测量述情障碍，使用PID-5评估适应不良人格特质，并使用MMPI-2-RF RC量表作为病理指标，考察述情障碍是否在适应不良人格特质之外与几项主要病理维度存在增量关联。PID-5特质与RC量表之间呈现出假设的关联。述情障碍在这些特质之外解释了额外方差：TAS-20总分与士气低落、躯体主诉等存在增量关联。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Graeme J. Taylor：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概念化。
Tayla T.C. Lee：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监督、方法论、调查研究、正式分析。
Cheyenne S. McIntyre：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项目管理、正式分析、数据整理。
R. Michael Bagby：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监督、方法论、调查研究、资助获取、正式

数据可用性
本研究分析的数据不公开提供，因为它们包含可能损害研究参与者隐私的临床信息，且参与者同意范围未延及个体层面数据的公开沉积。

合理的进一步信息请求可发送至通讯作者。利益声明 ?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可能会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生成式AI及AI辅助技术在写作过程中的使用声明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作者使用了ChatGPT（OpenAI）和Claude（Anthropic）来协助进行文字校对、统计报告的内部一致性审查以及对审稿人意见回复的回应性审查。在使用这些工具后，作者根据需要审阅并编辑了内容，并对所发表文章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没有需要声明的利益冲突。Cheyenne S. McIntyre | Tayla T.C. Lee | Graeme J. Taylor | R. Michael Bag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