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The Impact of China’s Pilot Policy for Inefficient Land Redevelopment on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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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用地再开发是城市更新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将传统双重差分（DID）框架与最新的因果随机森林（CRF）方法相结合，利用2009年至2023年的数据，系统评估了中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DID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受到
低效用地再开发是城市更新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将传统双重差分（DID）框架与最新的因果随机森林（CRF）方法相结合，利用2009年至2023年的数据，系统评估了中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DID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受到试点政策影响显著增加了城市层面的绿色专利数量，并为平行趋势假设提供了支持证据。进一步使用CRF的分析揭示了政策效应在城市间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别是，人口规模更大、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在政策实施后绿色创新增长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试点政策促进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为提出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渠道提供了与之一致的证据。本研究通过将土地政策视角引入城市绿色创新分析，并揭示政策干预的异质性影响，为相关文献作出了贡献。研究结果为完善基于地区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协调城市更新中的土地治理与绿色创新提供了实证证据。
低效用地再开发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随着全球城市竞争加剧和土地增量扩张受限，盘活存量低效用地日益重要。中国于2013年出台《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指导意见》，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选择10个省份开展试点，旨在探索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有效模式。然而，低效用地占据城市空间、制约空间优化，绿色创新被认为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试点政策能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现有研究尚缺乏系统性证据。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城市更新的经济绩效和生态环境效应，较少考察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研究较少纳入土地政策；政策效应异质性多依赖先验分组，识别方法有限。为此，研究人员以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传统双重差分（DID）框架和最新因果随机森林（CRF）方法，利用2009—2023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系统评估了政策暴露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论文发表在《Land》期刊上，为完善区域导向型土地再开发政策及协调城市更新中的土地治理与绿色创新提供了实证依据。
主要方法：研究人员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取城市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从国泰安数据库（CSMAR）获取城市特征控制变量数据。采用DID模型估计平均处理效应，并通过事件研究检验平行趋势；进一步引入CRF估计条件平均处理效应（CATE），利用十分位分组、洛伦兹曲线、特征重要性及组合异质性分析刻画政策效应的城市间差异。机制分析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因变量，检验高技企业发展渠道。样本期为2009—2023年，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年份为起点，末期由数据可得性决定。
### 4.1 基线结果与平行趋势检验（Baseline Results and Parallel Trends Test）
研究人员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后，DID模型的核心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试点政策显著增加了城市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平均而言，政策暴露使城市绿色发明专利增加约29项。事件研究显示，政策实施前各期系数不显著，支持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当期不显著，但政策后第一至第三期显著为正，第三期约增加52项绿色发明专利，说明政策效应存在滞后且随时间增强。
### 4.2 异质性处理效应估计（Estimation of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基于CRF的估计显示，试点政策的平均效应约为增加6项绿色发明专利（95%置信区间5—10项），与DID结果方向一致。个体处理效应呈高度异质性：约45%的城市为负效应，55%为正效应，95%的估计值介于-18到120项之间。按预测处理效应十分位分组，平均效应从最低组的-20.20项单调上升到最高组的81.37项；最低四个十分位的平均效应显著为负，第五十分位与零无显著差异，较高十分位显著为正。洛伦兹曲线显示处理效应分布的基尼系数高达1.67，表明政策收益在城市间分布很不均衡。
### 4.3 异质性处理效应的驱动因素（Drivers of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特征重要性分析显示，人口规模（POP）和经济发展水平（GDP）是解释处理效应变异的最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ENR）和基础设施（ROAD）单独作用相对较小。组合异质性分析表明，高人口规模与高经济水平组合的城市政策效应最大，平均增加23项绿色专利；高人口规模与高FDI、高人口规模与强环境规制组合分别增加22项和20项；高FDI与强环境规制组合也带来20项的增长。这说明城市发展基础和要素组合方式共同影响政策收益。
### 4.4 机制分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Mechanism Analysi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ly Certified High-Tech Enterprises）
机制检验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因变量，DID估计显示试点政策显著增加了高技企业数量，事件研究支持平行趋势，且效应在政策实施后逐步显现。将对数变换后的高技企业数量作为因变量，系数仍显著为正，结果稳健。这支持了理论假设H2，即低效用地再开发通过为企业提供更有利的空间条件，促进高技企业发展，进而带动城市绿色创新。
### 4.5 讨论（Discussion）
讨论部分总结认为，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平均效应，但政策效果关键取决于城市自身发展条件和制度环境。研究贡献包括：将土地政策引入绿色创新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弥补了政策维度的不足；使用CRF揭示平均效应掩盖的异质性；从城市特征及其组合角度系统考察异质性来源。局限在于城市层面数据无法追踪地块层面的再配置情况，处理变量只度量政策暴露而非实际再开发强度，也未区分不同再开发模式。
### 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结论表明：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发明专利数量，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随时间增强；CRF估计显示不同城市反应差异显著，其变化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特征组合密切相关；机制分析支持政策通过促进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而推动绿色创新。
政策启示包括：第一，应将激励绿色创新的潜力纳入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的规划与评估，地方政府应协调低效用地识别、再开发与技术密集型活动的空间需求，并从土地利用效率、高技企业发展和绿色创新角度评价政策绩效。第二，政策实施应充分考虑城市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差异，对人口多、经济基础好的城市可通过优化空间配置支持绿色创新；对基础薄弱的城市应分阶段实施，并配套强化创新能力的措施，实行差异化进度和配套政策。第三，在吸引外资时，应协同土地利用条件和环境标准，引导外资投向技术密集和环境友好型活动，避免粗放扩张，促进可持续城市增长。未来研究可结合地块层面再开发信息和企业层面创新数据，比较不同再开发及治理模式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