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 Healthcare Epidemiology》：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knowledge and behaviors in Irish university students: gap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al campaigns
编辑推荐：
目标：评估爱尔兰大学生关于抗菌药物耐药性（AMR）和抗菌药物使用的知识、态度与行为，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设计：横断面在线调查。场所：两所爱尔兰大学，2022年。参与者：年龄18–25岁的大学生（N = 239）。方法：采用改编自世界卫生组织
目标：评估爱尔兰大学生关于抗菌药物耐药性（AMR）和抗菌药物使用的知识、态度与行为，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设计：横断面在线调查。场所：两所爱尔兰大学，2022年。参与者：年龄18–25岁的大学生（N = 239）。方法：采用改编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欧盟（EU）晴雨表调查工具的有效问卷进行在线调查。数据分析使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ANOVA）和主成分分析（PCA）。结果：共有239名学生参与（73%为女性）。知识平均得分较高（77.9%，SD 17.8），态度平均得分也较高（74.0%，SD 8.9），在性别、学科或健康状况方面无显著差异。然而，18%报告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使用抗生素，39%–44%的学生在与非细菌性疾病使用抗生素相关的若干陈述上表现出误解。对公众AMR运动的知晓率较低（“Resist”运动为27%，欧洲抗生素宣传日为18%）。主成分分析确定了四个态度维度：负责任使用与预防行为、全球与集体意识、创新与政策解决方案、感知无能为力与依赖专家。结论：尽管学生普遍表现出较高的AMR知识和积极态度，但仍存在重要的误解和不恰当的抗生素行为。所确定的态度维度表明，教育干预应超越知识获取，针对支持负责任抗生素使用和抗菌药物管理（AMS）的行为与态度因素。
抗菌药物耐药性（AMR）是全球日益严重的健康威胁，它会降低抗生素的有效性，并增加发病率、死亡率和医疗成本。AMR由微生物对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所致，而频繁且不适当的使用抗菌药物加速了这一过程，导致感染更难治疗，给患者带来显著临床后果并加大公共卫生风险。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AMR列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爱尔兰第三版全健康AMR国家行动计划（iNAP3）也把教育作为提高认识和改善抗菌药物管理（AMS）行为的关键工具。大学生是战略上重要的人群，因为他们正处于走向独立医疗决策的过渡期，所形成的行为习惯可延续至成年，并且与能够放大健康传播效应的数字和学术网络高度关联。尽管国际上已有一些关于学生AMR知识和行为的研究，但爱尔兰缺乏系统性数据。本研究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为制定符合当地情况且与iNAP3优先事项一致的教育干预提供依据。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针对爱尔兰大学生AMR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横断面调查，旨在识别误解、行为风险和针对性教育机会，研究成果发表在《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于2022年对两所爱尔兰大学——大西洋科技大学（ATU）和科克大学学院（UCC）——的239名18–25岁在校学生进行了匿名在线问卷调查。问卷改编自WHO多国AMR公众意识调查和Eurobarometer AMR调查工具，涵盖人口学信息、病史、25个知识判断条目、15个态度李克特条目、行为以及信息来源。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和主成分分析（PCA）等方法。该样本为方便样本，主要来自两所高校自愿参与的学生。
结果方面，参与者特征显示，样本以女性为主（72%），平均年龄21.5岁±1.75年，85%为全日制本科生。UCC与ATU学生在年龄、年级、学历层次和学科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而性别和学习形式无显著差异。关于抗生素使用与误用，57%的学生在一年内使用过抗生素；仅19%在用药前接受诊断性测试，尿路感染比呼吸道感染更常接受检测。87%完成了处方疗程，但18%曾使用剩余抗生素或非处方来源的抗生素自我药疗，其中12%使用自己的旧处方，6%使用亲友的处方；63%的抗生素来自全科医生，4%从药房无处方获得。信息来源方面，医疗专业人员是最受信任的来源（99%）也是最常被提及的来源（84%），但只有15%将其列为最近一次AMR信息来源；学校和大学宣传活动是最常见的最近来源（38%）。对国家公共宣传运动的总体知晓率较低：“Resist”运动为27%，欧洲抗生素宣传日为18%，“Under the Weather”运动为14%，e-Bug教育计划仅有3%。在抗生素与AMR知识方面，平均知识得分为77.9%，总体良好。UCC学生得分显著高于ATU，年龄与得分微弱正相关，健康与科学相关学科学生得分显著高于非健康学科学生。但仍存在突出误解：58%的学生错误认为人体而非细菌会产生耐药性；26%认为重复使用剩余抗生素或未经医生咨询获取抗生素是可以的；对非细菌适应证的知识缺口较大，例如发热（38%）、HIV/AIDS（39%）、咳嗽（41%）和麻疹/腮腺炎（44%）的错误率较高。在AMR态度方面，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四个态度维度，共解释总方差的55.7%：维度一“负责任使用与预防行为”（26.9%）强调个人责任；维度二“全球与集体意识”（12.2%）体现对农业抗生素使用和公共卫生整体关联的认知；维度三“创新与政策解决方案”（9.7%）支持系统性应对；维度四“感知无能为力与依赖专家”（6.8%）反映较低的个人效能感和外部控制倾向。
讨论部分指出，尽管学生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正面态度，但抗生素误用行为仍较普遍，知识与行为之间出现分离。医疗专业人员虽被高度信任，但其作为信息渠道的利用率较低。国家及国际AMR运动知晓率不理想，提示现行风险沟通方式可能难以打动学生人群。研究人员建议，教育干预不能仅停留于知识传递，还需通过增强个人相关性、情感参与和社会强化来激活行为改变，从而缩小意识与行动之间的鸿沟。研究结论部分可概括为：本研究首次系统评估了爱尔兰大学生的AMR知识、态度与行为。结果显示，爱尔兰大学生具备较高的AMR基线认识，但仍保留明显误解和不一致的抗生素实践。与既往研究一致，仅依靠事实性知识不足以促进负责任的抗生素行为，还需要相应的个人能动性，这体现了意识、认知与实践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为弥合这一差距，教育干预必须将科学知识与行为激活相结合，使AMR问题具有个人相关性、情感吸引力和由社会强化的支持环境。这些发现将为国家和国际AMR行动计划中关于公众教育和认识提升领域的战略目标提供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