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间，流行病学发生了一场范式转变——从仅关注个体特征来解释健康和疾病，转向同时纳入情境因素，如个体居住社区的社会经济特征（Diez-Roux, 1998, Link and Phelan, 1995, Robert, 1999）。酒精研究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Mair et al., 2019）。1944年至2007年间发表的研究的系统综述对社区社会经济劣势与酒精及其他物质使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总结（Karriker-Jaffe, 2011）。该综述识别和审查的34项研究在许多维度上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导致观察到的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例如，针对青少年和非美国开展的研究较少观察到社区劣势与酒精及其他物质使用之间的显著关联，而针对成年人和美国开展的研究则更易观察到这一关联。美国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特定地区。鉴于美国社区的多样性（Kind et al., 2018; Acevedo-Garcia, 2020），关于美国社区劣势与酒精参与之间关系最具普遍适用性的证据可能来自全国代表性流行病学调查。这些研究见表1。表1中总结的最早的横断面研究发现社区劣势与饮酒之间存在显著的阳性关联（Waitzman and Smith, 1998, Stimpson et al., 2007），而较晚的研究则发现当前饮酒与社区劣势呈负相关（Karriker-Jaffee et al., 2012; Slutske et al., 2016）。
全国代表性调查还可以揭示个体对社区劣势的暴露和易感性的重要差异（Hussein et al., 2018）。例如，2000年和2005年开展的横断面调查显示，女性、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个体比男性和白人个体更可能暴露于更大的社区劣势中，失业者和收入、教育水平较低者也如此（Karriker-Jaffee et al., 2012）。在社区劣势对重度饮酒影响的易感性方面，也存在种族/族裔和性别差异。例如，居住在更劣势社区中的非裔美国人比居住在较低劣势社区中的非裔美国人更可能进行重度饮酒，而白人则呈相反趋势，西班牙裔个体在较优势或较劣势社区中重度饮酒无明显差异。
表1中总结的横断面研究基于对社区劣势的同期暴露，未考虑生命早期的劣势暴露。表1中总结的两项纵向研究前瞻性地探讨了生命早期对社区劣势的暴露与成年后饮酒结果之间的联系，但未纳入后期的劣势暴露（Barr, 2018, Karriker-Jaffe et al., 2019）。其他关注一般健康（Vartanian & Houser, 2010）和心理健康（Wheaton & Clarke, 2003）的研究纳入了早期和后期的社区劣势暴露，发现生命早期的社区比当前社区环境更为重要。据我们所知，尚无研究考察生命历程中对社区劣势的多次暴露，以探讨生命早期对社区劣势的暴露是否比当前暴露与成年后酒精参与的关联更强，或者早期劣势暴露的影响是否被后期暴露于优势或劣势社区所调节。
本研究使用来自Add Health的数据——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最初旨在了解健康和行为的成因，特别关注环境的作用（Harris et al., 2013）。这些数据被用来探讨青少年和中成年时期对社区社会经济劣势的暴露与中成年时期饮酒和重度饮酒之间的关联程度。我们聚焦于中成年时期，原因如下：(1)与青少年和青年早期相比，这一年龄阶段的研究较少（Patrick et al., 2024）；(2)中成年时期的饮酒与加速衰老及相关健康风险相关（Topiwala et al., 2025; Wang et al., 2023）；(3)近期有报道称该年龄群体的重度/暴饮饮酒相对增加（如Harris, 2023; Patrick et al., 2024）。我们还考察了不同种族/族裔、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在社区劣势对饮酒和重度饮酒影响的暴露和易感性方面是否存在差异（Levy, 2021, Robert, 1999），以及青少年时期的早期暴露是否受到中成年时期社区劣势或优势暴露的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