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Data & Society》:Biometrics in the face of death: Facial recognition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making of restless data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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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逝者的遗体被面部识别技术(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RT)识别时会发生什么?本文分析了Face Forensics、Corsight AI和Clearview AI三家公司为争夺最准确的尸体识别FRT解决方案(例如在战争
当逝者的遗体被面部识别技术(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RT)识别时会发生什么?本文分析了Face Forensics、Corsight AI和Clearview AI三家公司为争夺最准确的尸体识别FRT解决方案(例如在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情境中)而开展的工作。基于实证研究,本文批判性地讨论了在创建用于识别遗体的“尖端”FRT软件过程中,逝者与生者的生物识别数据是如何被生成、收集和分析的。该论点认为,这一趋势并未被生命政治(biopolitics)、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或新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的范式所充分涵盖,而是体现了一种身体政治(body politic),它激活数据体(data bodies)——即逝者的生物识别数据——使其具有生产力。在回答为何及如何重要时,本文提出了两个概念:术语“不安数据体”(restless data bodies)汇集了关于所用生物识别数据的数量与类型,以及数据体如何被赋予活力以服务于遗体识别项目的批判性问题。第二个概念“死后生物价值”(posthumous biovalue)是凯瑟琳·沃尔德比(Catherine Waldby)“生物价值”(biovalue)概念的延伸,描述了死亡与临终过程被生物识别化重塑后所产生的收益。这一概念使我们能够审视那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动员不安数据体以生产价值的实践。最终,这两个概念都是反思“让遗体安息”意味着什么的工具。
论文解读:面部识别技术对死亡治理的重塑
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传统上,逝者身份识别依赖家属提供的生前照片,但人工匹配错误率较高,难以作为可靠手段。面部识别技术(FRT)作为数字替代方案逐渐兴起,其准确性高度依赖图像质量。自2020年代初以来,图像数据库的增长和深度神经网络的引入使FRT在尸体识别中展现出更高潜力。然而,这一趋势也引发争议:FRT可能被用于“援助洗白”(aidwashing)、武器化,甚至在战争中沦为“AI战争实验室”的工具。同时,逝者数字图像面临数据伤害,涉及尊严与同意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实践、法律和伦理影响,却较少追问更根本的政治问题:当尸体被FRT识别和管理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为何重要?本文正是为此展开研究,试图超越既有生政治、死亡政治与 necropolitics 的分析框架,提出新的概念工具。
研究设计与主要发现:研究人员选取Face Forensics、Corsight AI和Clearview AI三家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案例,通过2022至2024年间的公司高管半结构化访谈、网站文本分析和软件现场演示,考察其FRT解决方案如何生成、收集和分析逝者及生者的生物识别数据。研究发现,这些技术并非仅仅辅助识别,而是将逝者转化为“不安数据体”——被持续复制、流通、训练算法并产生价值的数据化身体。基于此,研究人员发展出两个核心概念:“不安数据体”和“死后生物价值”(posthumous biovalue),用以批判性审视数字时代死亡识别背后的身体政治。
关键技术方法:本文采用定性实证研究,数据来源包括:三家公司官网(Clearview.ai、faceforensics.com、Corsight.ai);对三家公司C级高管的独家半结构化访谈(Clearview访谈于2022年,Face Forensics与Corsight访谈于2024年);以及Clearview AI和Face Forensics在视频通话中进行的实时技术演示。访谈内容围绕公司愿景、技术设计、训练图像数据、生者与逝者识别差异、主要用例、用户培训及商业利益展开。所有材料在NVIVO中按主题编码分析,并符合挪威研究伦理审查机构SIKT的合规要求。技术层面,研究关注FRT的算法训练、图像数据库比对(包括1:N与大规模N:N搜索)、阈值设定及人脸“模板”生成等核心机制。
研究结果:
(一)FRT的解剖政治与不安数据体的生成。通过历史追溯,研究人员指出度量式遗体识别并非新现象,但当代FRT将关注点从深层解剖转向“扁平本体论”——即把身体理解为可编码、可流通的数据。这种转变使遗体识别不再依赖尸检的专业知识,而是依赖数据生成、关联和数据库规模。FRT不仅改变了识别发生的场所、方式和参与者,更重新定义了“脸的面容性”,从而生成不安数据体。
(二)将生者与逝者的图像投入使用。基于访谈和演示,研究人员发现智能手机成为关键工具,使任何普通人只要持手机即可拍摄面部并上传匹配,无需法医学或IT专业知识。训练数据来源包括警方提供的生者与逝者档案照片、网络公开图像(如社交平台、新闻网站、犯罪记录库)以及合成图像。不同公司采用不同策略:Face Forensics强调按“国籍”和“种族”构建典型面部模板;Corsight AI使用网格化测量并购买数据集;Clearview AI则依赖其庞大的网络抓取数据库(训练集含7000万张图像)。这些做法延续了种族化逻辑,将面部还原为群体类型,且通过阈值设定决定多少数据体被卷入识别项目。
(三)制造不安数据体。在理论层面,研究人员认为生命政治“使人活”和“让人死”、死亡政治“暴露于死亡”以及 necropolitics 制造“活死人”等概念,均不足以捕捉FRT对逝者的操作。不安数据体既非活亦非死,而是被持续赋予“活跃性”的数字化身体。它们被复制、分类、聚合,服务于算法优化和商业竞争,且无法“回话”或抵抗,从而体现出极端权力不对称。
(四)生成与收获死后生物价值。通过案例研究,研究人员展示了数据体如何产生超越商业利润的价值。Face Forensics设想在地震等紧急情况下,通过预先登记的“关键人员”数据体快速识别遇难者,以维持治理连续性;Corsight AI在2023年哈马斯袭击后为以色列医院提供识别服务,并据称后续与谷歌相册结合用于加沙监控;Clearview AI则利用社交平台照片帮助乌克兰识别俄军阵亡者,甚至宣称此举减缓了俄罗斯动员。这些案例表明,死后生物价值同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产生,其内涵远超金融收益。
讨论与结论:本文回应了将逝者视为“值得保障的主体”的学术呼吁,强调识别方式本身需要被审视。研究人员指出,FRT对遗体的治理既创造了新形式的生命政治,也延续了历史性的身体殖民逻辑。结论部分提出,要让遗体真正“安息”,需要限制为追求准确性而挪用数据体的数量,拒绝基于“类型”的还原论逻辑,并批判性审视死后生物价值的生产。研究人员承认,将身体作为分析对象本身可能再次使其客体化,但希望通过引入“不安数据体”与“死后生物价值”这两个概念,为讨论逝者数字形象如何“被赋予意义”和“被利用”提供批判性入口。最终,这项研究揭示了FRT不仅识别死亡,还在重新定义死亡的政治与伦理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