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自然：鳟鱼、边界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持续殖民化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Remodeling nature: Trout, borders, and the ongoing colonization of Argentine Patagonia

　　

本文考察了来自北半球的鳟鱼引入如何成为阿根廷巴塔哥尼亚殖民秩序化的一部分。自1904年以来，鳟鱼不仅被用作生态干预手段，还被用作国家建构的工具，重塑了河流与湖泊，并推动了原住民的流离失所。投放计划最初在与智利的边界冲突期间提供了战略性食物，后来通过精英旅游和保护举措（如1934年建立纳韦尔瓦皮国家公园（Nahuel Huapi National Park））巩固了旨在使阿根廷国家现代化和“白人化”的项目。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实践强化了一种将马普切-切韦尔切（Mapuche-Chewelche）原住民社区视为国家局外人的生活方式。通过跨越所谓的“沙漠征服”（1878–1885）到近期关于德斯阿多湖（Lago del Desierto）的争端等事件，研究人员展示了人与鳟鱼的关系如何为持续存在的权力、归属和剥夺不对称性赋予物质形式。通过将鳟鱼视为殖民性的行动者，本文论证了生态变化与该地区军事征服以来加强国家边界、排斥实践和持续抹除巴塔哥尼亚原住民主权密不可分。

**重塑自然：鳟鱼、边界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持续殖民化——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目标**：鳟鱼是全球分布最广的引入物种之一，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绵羊引入对巴塔哥尼亚的影响，较少考察鳟鱼引入在殖民治理中的角色。本文以“殖民性”（coloniality）为理论视角，将鳟鱼视为“殖民性行动者”，探讨自1904年以来北半球鳟鱼的引入如何作为国家建构工具，重塑水生生态系统、强化国家边界，并推动原住民驱逐。论文发表于《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研究方法**：研究人员采用跨学科方法，基于2019至2024年间在阿根廷内乌肯（Neuquén）、丘布特（Chubut）和圣克鲁斯（Santa Cruz）三省水道的田野调查，结合参与观察、半结构化访谈、档案研究、在线调查与生物采样，与马普切社区、飞钓者、狩猎管理员、孵化场工人、地主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合作。研究样本来源包括上述三省的主要河流与湖泊水域。

**研究结果**：

**巴塔哥尼亚作为沙漠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Patagonia as a Desert）**：通过19世纪70年代探险报告，阿根廷政府将原住民领地描述为空旷、不育的“沙漠”，为军事征服和外来物种引入提供了话语合法性。自然学家弗朗西斯科·莫雷诺（F.P. Moreno）在探险中遭遇饥荒后，首次倡导引入非本地鱼类以改善食物供给。

**原住民领土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Indigenous Territory）**：1878年“征服沙漠”军事行动通过杀戮、集中营、掠夺妇女儿童等手段摧毁原住民社会。精英话语将原住民视为“内部他者”，旨在建立“白色阿根廷”。莫雷诺在博物馆展示活体原住民及遗骸，加速了原住民身份的消灭。

**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首批鳟鱼引入（The First Trout Introductions to Argentine Patagonia）**：1904年在利迈河（Limay River）与圣克鲁斯河（Santa Cruz River）建立孵化场，引入溪红点鲑（Salvelinus fontinalis）、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褐鳟（Salmo trutta）和陆封大西洋鲑（Salmo salar）。最初作为边界冲突中的战略食物，后因阿根廷人偏爱肉类而转向休闲渔业，莫雷诺因参与边界仲裁获赠纳韦尔瓦皮湖畔土地，推动了国家公园建立。

**纳韦尔瓦皮国家公园、旅游与外来物种（Nahuel Huapi National Park, Tourism, and Alien Species）**：1934年国家公园成立，首任主任布斯蒂略（Bustillo）将公园用于旅游和国家化，建设巴里洛切以吸引精英游客。公园管理层忽视保护主义者的反对，持续投放外来鲑科鱼类，并将原住民从景观中抹去。

**国家公园、旅游与鳟鱼的意义（National Parks, Tour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rout）**：鳟鱼成为公园吸引高端游客的核心资源。鱼类学家马里尼（Marini）的报道盛赞鳟鱼钓的娱乐价值，管理层将钓鱼旅游视为经济支柱。早期保护主义者被边缘化，外来物种被明确保护。

**飞钓旅游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Fly-fishing Tourism）**：从埃斯坦西亚·普里马韦拉（Estancia Primavera）到洛斯安第斯酒店，飞钓旅游逐渐兴起。加拿大作家黑格-布朗（Haig-Brown）和美国人布鲁克斯（Brooks）通过著作与电视节目将巴塔哥尼亚宣传为世界顶级飞钓目的地。特鲁科（Trucco）引入漂流船并倡导“捕捞后放流”实践，至2000年内乌肯省所有河流均实施该规则。

**圣克鲁斯省鳟鱼的政治化再讨论（The Re-politization of Trout in the Province of Santa Cruz）**：1995年，省长基什内尔（Kirchner）在刚通过国际仲裁判给阿根廷的德斯阿多湖（Lago del Desierto）投放鳟鱼鱼苗，作为巩固主权和推动旅游的象征性行动。投放行为与边界争端直接相关，延续了1904年的逻辑。

**鳟鱼、领地与原住民性（Trout, Territory, and Indigeneity）**：鲑科鱼类通过国际条约获得了类似“国籍”的保护，而马普切人却被官方称为“假马普切”或“外国人”。当代政策如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席拉森（Larsen）的言论和安全部长布尔里奇（Bullrich）的声明，继续将原住民排除在“阿根廷人”范畴之外，延续了殖民性治理。

**讨论总结**：研究人员论证，鳟鱼引入不仅是生态改变，更是“本体论占领”（ontological occupation），即强加西方本体论以抹除原住民与土地的关系。鳟鱼成为休闲特权阶级的消费对象，而原住民土地权被剥夺，形成“特权飞地”和“新欧洲”（Neo-Europes）式的空间重构。这种模式与19世纪以来的殖民话语一脉相承，体现了“晚近现代生命政治”的运作——种族化群体被判处社会性死亡，而外来鳟鱼却被赋予本土性与政治保护。

**结论翻译**：本文将外来鳟鱼引入巴塔哥尼亚原住民领地理解为民族国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带有强烈的殖民遗产，并在正式殖民结束后持续塑造权力、知识和土地关系。被框定为生态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鳟鱼投放，是领土重构的工具之一，支持定居者占领，并建构与白人、现代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相一致的民族认同。鳟鱼引入因此构成了一种本体论占领。巴塔哥尼亚在原住民话语中被重新呈现为“沙漠”（terra nullius），即空旷、无生产性的土地，等待殖民改造。鳟鱼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象征性和物质性作用，通过吸引期望的人口、强化定居者经济，从而巩固了阿根廷与智利争议边境的主张。将鳟鱼纳入国家建构项目不仅培养了对所谓独特巴塔哥尼亚景观的国民自豪感，还剥夺了原住民社区的权利：随着遍布鳟鱼的水域被重新定义为国家资源，原住民逐渐被赶出其祖传领地，并被描述为智利外人的入侵者。

与其将鳟鱼引入仅仅视为生态变化或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改良”，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干预——它创造了克罗斯比（Crosby）所称的“新欧洲”。这些新欧洲实现了巴塔哥尼亚的外来化，巩固了国家边界，并优先考虑精英休闲和旅游，牺牲原住民领土权利。鳟鱼渔业既是经济引擎，也是排斥工具，使景观利用与资本主义发展和定居者民族主义目标保持一致。

这一逻辑体现在1995年省长基什内尔对德斯阿多湖的投放行为上，该行为象征性地将阿根廷国家主权延伸至外来物种。因此，引入鲑科鱼类的“本土化”应与针对马普切人的国家政策并行分析，后者经历土地剥夺和其领土的异化外来化，被转化为特权飞地。在这场臭名昭著的军事行动一个世纪后，基什内尔的行为确认了持续存在的殖民权力，即生态转型与法律和身体暴力并行，以抹除原住民存在。在此意义上，鳟鱼不仅仅是外来物种，更应被视为“伴随物种”，深深卷入殖民征服，清空了祖传土地普埃尔马普（Puelmapu）上的原住民生活方式及其相互纠缠的关系。将原住民领土转变为“巴塔哥尼亚”，代表了一种向驯化的、生产性景观的转变，这种景观只服务于民族国家、其被承认公民和非原住民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