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Municipal governance, jurisdiction, and punitive local responses to health and social crises in a small British Columbi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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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正经历着严峻且相互交织的健康与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已从最大城市蔓延至较小的城市，在这些地方，有限的资源和支持因街道上可见的贫困、无家可归和物质使用（substance use）而日益紧张。虽然一些较小的城市通过寻求为受影响人群提供额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正经历着严峻且相互交织的健康与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已从最大城市蔓延至较小的城市，在这些地方，有限的资源和支持因街道上可见的贫困、无家可归和物质使用（substance use）而日益紧张。虽然一些较小的城市通过寻求为受影响人群提供额外支持来回应，但另一些城市则采取了更具惩罚性的措施，例如拆除帐篷营地、反对减少伤害（harm reduction）举措以及颁布限制性附例。在本论文中，研究人员考察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贝尔河市，将其作为市政反对省级健康与社会干预的案例研究。借鉴政治与法律地理学以及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学术成果，研究人员识别出该市使用的三种反对策略：游说上级政府、创造性地运用滋扰附例，以及利用财政和预算工具。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行动虽然植根于地方治理，但其话语和政治影响力超越了城市边界。它们不仅重新校准了被视为允许的市政行动的边界，还影响了该省更广泛的法律和政治话语。它们还限制了社区内住房和社会服务提供的空间范围，进而限制了边缘化人群“可能存在”的地点。该案例还说明了较小的城市如何通过升级行动和言辞来影响上级立法，并以一种反过来影响当地弱势人群的方式产生回响。通过追踪这些动态，本论文有助于批判性地理解市政法律和政策如何塑造重叠社会危机的治理。
论文解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正面临有毒药物中毒与住房短缺等多重健康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从温哥华等大城市蔓延至坎贝尔河这类小城市。小城市缺乏应对街头日益显著的贫困、无家可归和物质使用问题的资源。部分城市试图寻求上级支持，但许多城市采取了惩罚性措施，如拆除帐篷营地、反对减少伤害（harm reduction，旨在降低药物使用危害的干预措施）项目和颁布限制性附例。本研究以坎贝尔河市为案例，探讨市政当局如何运用法律与政治工具反对省级干预，并揭示这些行动如何重塑地方乃至省层面的法律与政治话语。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小城市的地方行动能够“自下而上”影响省级立法，进而对脆弱人群造成深远影响。论文发表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依托社区参与艺术项目“Walk With Me”的质性资料，该项目合伙对象包括原住民长者、知识守护者、有危机生活经历者（Peers）、卫生当局及非营利组织。研究人员在坎贝尔河进行了近3年定性研究，并在2022年7月至2024年5月间开展主题文献分析，编码了51篇新闻文章、16次市议会会议材料、7项省/联邦法律和媒体发布、2起案件文件及4篇相关媒体文章。数据通过NVivo软件进行归纳编码和主题分析，从而识别出三种主要市政策略。样本来源明确涵盖地方报纸、市议会记录、法庭文件等公开资料，以及项目参与者的实地洞察。
研究结果部分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策略一：游说权力的使用。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市议会会议记录和当地媒体报道发现，自2022年7月非刑事化（decriminalization）宣布起，坎贝尔河市持续直接或间接地游说省府，包括致信负责住房和心理健康事务的部长、在市政联盟（Union of BC Municipalities, UBCM）年会上提出决议，并引用皇家骑警报告强调过量预防站点（Overdose Prevention Site, OPS）的警务成本。结论是，这些游说活动虽然促使省府为地方安全举措提供了部分资金，但也成功地将药物使用和公共安全问题推入省级政治议程，引发了对减少伤害政策的质疑。
策略二：滋扰附例的使用。通过对市议会投票记录和法庭文件的分析，研究发现2023年1月市议会通过公共滋扰附例，禁止在公共财产上消费非法药物，但未按要求咨询医疗卫生官（medical health officer），随后因越权挑战撤回。同年7月出台修订版附例，规定在游乐场、运动场、公交候车亭等特定公共设施15米范围内不得消费受控物质。该附例至今有效，其实际效果是将消费行为限制在私人住宅，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药物使用者的污名化及公共空间驱逐。
策略三：滋扰财产、好邻居协议与财政工具的使用。研究人员从市议会决议和公众反馈中发现，2023年9月市议会修改税收豁免附例，取消了对过量预防站点和坎贝尔河美术馆的物业税豁免，理由是其“坏邻居”行为造成公共秩序问题。对美术馆的惩罚引发逾500页公众反对信以及省住房厅长的公开批评，最终在2024年5月恢复其豁免。研究表明，这种财政工具被进一步扩展，市议会开始预发性地要求未来服务设施签署“好邻居协议”（good neighbour agreement），以此约束社会服务提供者。
惩罚性市政应对危机的累积效应。通过追踪2023-2024年省级立法变化，研究人员发现坎贝尔河市的游说和附例行动激励了枫树岭、塞卡莫斯等城市效仿，并推动省于2023年11月和2024年4月出台法规，限制公共场所药物使用及强化警务干预。与此同时，当地有害药物死亡人数在2024年比2023年上升15%，而整个岛屿卫生区下降10%以上，虽然不能直接归因于市政行动，但惩罚性措施并未改善问题，反而加剧了边缘人群的暴力与不安全处境。
升级行动、突破边界、改变话语：市政渗透立法变革。该部分指出，坎贝尔河市的行动不仅限于地方，而是通过媒体、市政联盟等渠道传导至全省，使非刑事化试点项目在2024年被大幅限制，最终于2026年终止。研究人员还发现，市政府利用联邦资金购买并重新规划了提供社区厨房、取暖中心和支持性住房的街区，以“振兴”为名驱逐这些服务，进一步压缩边缘人群的生存空间。
讨论与结论方面，作者认为这一案例为城市研究、法律与社会研究及减少伤害研究提供了三点重要贡献。第一，它证明了大城市研究中的“复仇主义”（revanchism）和“驱逐”（banishment）概念同样适用于小城市；第二，揭示了看似平凡的地方治理行动可以产生跨辖区的政策涟漪；第三，从城市地理与法律社会学视角补充了传统上从公共卫生角度开展的减少伤害研究。结论部分指出，如文献中记载的公民复仇主义历史所示，受影响最严重者的结局并不乐观。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揭示这一在小城市出现的趋势，能够提醒活动家和学者关注“小城镇”行动可能产生的巨大话语和物质影响。在它们扩散并升级为广泛负面效应之前，必须在地方社区层面找到前进之路，并开展跨越差异的大胆协作对话，以免暴力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