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 Open》：A Catalyst or a Hindrance? The Impact of Trading Partner Digitalization on the Import Shar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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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化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加剧市场竞争，从而重塑国际贸易。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稳定且有韧性的贸易伙伴关系以维持其对外贸易。在此背景下，探究贸易伙伴数字化如何影响其从中国的进口份额（Import Share, IS）至关重要。为此，研究人员采用
全球数字化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加剧市场竞争，从而重塑国际贸易。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稳定且有韧性的贸易伙伴关系以维持其对外贸易。在此背景下，探究贸易伙伴数字化如何影响其从中国的进口份额（Import Share, IS）至关重要。为此，研究人员采用半参数空间自回归模型（semi-parametric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分析了2015—2023年154个国家的进口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有四：（1）伙伴国数字化水平初期会提高从中国的进口份额，但随着数字化发展水平提高，该效应减弱并最终逆转，形成倒U型关系。（2）进口决策表现出正向依赖性，即从中国进口相似类型和数量商品的国家，其从中国的进口份额也趋于相似。（3）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其他产品类别，数字化对高科技产品的正向效应更为持久。（4）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放大了参与国数字化的贸易促进效应。总体而言，全球数字化既带来机遇也带来竞争挑战，中国需要实施差异化战略以实现可持续贸易发展。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全球数字化正在从成本降低与竞争加剧两个方向重塑国际贸易。对于中国这一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而言，贸易伙伴的数字化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数字化降低搜索、沟通、交易、物流和协调成本，有助于中国商品进入伙伴市场；另一方面，数字化增强买方比价、供应商多元化和进口替代能力，可能削弱中国出口份额。现有文献多从供给侧考察中国自身数字化对出口的影响，忽视了需求侧伙伴国数字化的作用。同时，理论上净效应不明确，简单线性模型难以刻画数字化从贸易促进转向替代的转折点；国家进口决策也不是孤立的，具有相似贸易结构的国家之间可能存在“进口同伴效应”。为弥补上述缺口，研究人员利用2015—2023年154个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采用半参数空间自回归面板模型展开研究。该论文发表在《Sage Open》。
二、主要研究方法
数据方面，双边进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GACC），宏观指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字化相关指标来自WDI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样本覆盖154个经济体。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 EWM）构建综合数字化指数，涵盖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贸易地位两个维度。空间权重矩阵基于贸易结构相似性构造，结合修正的Krugman指数与贸易强度调整因子。估计方法为带B样条逼近的剖面拟极大似然估计；内生性检验使用数字化水平及其平方项的一期滞后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
三、研究结果
5.1 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在2015—2023年各年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国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存在正空间自相关。局部莫兰散点图显示多数国家位于低-低象限，说明贸易结构相似的国家在进口份额上表现出集聚与相互模仿特征。
5.2 主回归结果
非参数估计显示，贸易伙伴数字化水平与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呈倒U型关系，转折点约为0.1221。样本均值仅为0.0412，因此多数伙伴国仍处于数字化促进进口的上升阶段。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为0.7833，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具有相似贸易结构的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互依赖。控制变量中，电气化率（ER）系数显著为正，人均购买力平价（lnPPP）系数显著为负；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率、家庭消费支出等变量不显著。
5.3 内生性检验
利用滞后一期数字化水平及其平方项作为工具变量的2SLS估计中，第一阶段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731.07，表明工具变量较强。第二阶段数字化水平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确认倒U型关系不受反向因果干扰。
5.4 稳健性检验
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以及改变样本构成、空间权重矩阵、数字化测度指标与研究期间等检验，倒U型关系和正向空间依赖均保持稳定。
5.5 进口产品类别的异质性
按HS分类将产品分为农产品、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结果表明：农产品数字化促进效应极为短暂，转折点仅为0.0271，超过该水平后进口份额快速下降；低技术产品数字化效应波动较大，缺乏稳定的函数形态；高技术产品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转折点为0.1289，高于全样本的0.1221，说明高技术产品进口替代更困难，数字化促进作用更持久。空间依赖方面，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ρ显著为正，农产品则不显著，表明农产品进口更多受资源禀赋与粮食安全约束，而非同伴效应影响。
5.6 调节效应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将一带一路倡议（BRI）虚拟变量及其与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纳入模型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17.9873），BRI主效应不显著。计算得到阈值0.0193，位于样本最低0.4百分位，说明对几乎所有参与国而言，BRI参与都会放大数字化对从中国进口份额的促进效应。其机制包括数字标准、电商规则和海关程序的政策互操作性，以及港口、铁路等硬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补性。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数字化并非单纯的贸易便利化力量，它同时扩大了进口商的采购选择，使结构相似经济体的进口模式趋同，并提高了制度条件对持久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倒U型关系刻画了数字化的双重角色；空间依赖意味着双边变化会通过贸易网络产生涟漪效应；产品异质性说明数字化对需要复杂协调的高科技贸易作用更强；BRI的调节效应则凸显了“软联通”的制度价值。
研究结论可概括为：伙伴国数字化对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存在倒U型影响，早期数字化降低摩擦从而促进进口，后期数字化增强供应商比较、来源多元化和国内产业升级，从而削弱甚至逆转这一促进效应；具有相似贸易结构的国家，其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存在正空间依赖；高技术产品领域数字化的正向效应更持久；BRI参与能够强化数字化对进口的促进作用。政策上，中国应根据伙伴数字化阶段、产品类别和制度联系实施差异化战略：对高数字化伙伴推进供应链深度整合，对高技术产品加强技术标准对接，利用空间乘数效应优先与枢纽经济体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并继续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以增强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和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