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bclinical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opulations with different glucose metabolism status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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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亚临床颈动脉粥样硬化（subclinical carotid atherosclerosis，SCAS）与心血管事件相关，然而其在不同糖代谢状态下的特征仍不清楚。本研究调查了社区居住人群中SCAS的患病率及其与血糖异常的相关性。方法：在这项横断面研究（2
背景：亚临床颈动脉粥样硬化（subclinical carotid atherosclerosis，SCAS）与心血管事件相关，然而其在不同糖代谢状态下的特征仍不清楚。本研究调查了社区居住人群中SCAS的患病率及其与血糖异常的相关性。方法：在这项横断面研究（2021年9月至12月，北京）中，4，964名中老年居民接受了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并被分为正常糖耐量（normal glucose tolerance，NGT）、糖尿病前期[包括孤立性空腹血糖受损（isolated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IFG）、孤立性糖耐量减低（isolated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IGT）和联合IFG+IGT]以及新发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标准化颈动脉超声检查评估了颈动脉内中膜厚度（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CIMT）和斑块存在情况。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识别全队列及糖尿病前期亚组中与SCAS相关的因素，并调整了年龄、性别、血压、身体质量指数和血脂谱。结果：该队列包括2，224名NGT、2，022名糖尿病前期（758名IFG、569名IGT、695名混合型）和718名DM参与者。随着血糖调节异常严重程度的增加，人体测量学和代谢参数逐步恶化。SCAS患病率在DM组最高（70.5%），其次是糖尿病前期组（66.8%）和NGT组（62.2%）（p < 0.05）。在糖尿病前期队列中，IGT组的SCAS患病率显著高于IFG组（63.5% vs. 55.8%，p < 0.05）。经过完全调整后，与NGT相比，糖尿病前期（OR = 1.28，95% CI: 1.10–1.49）和新发DM（OR = 1.52，95% CI: 1.25–1.85）均与SCAS独立相关（均p < 0.01）。在糖尿病前期亚组中，与SCAS独立相关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2小时餐后血糖、总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保护性）。结论：SCAS的患病率在不同糖代谢状态间存在显著差异。新发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尤其是IGT表型——均与较高的SCAS负担密切相关，且独立于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这些发现为在未来前瞻性研究中评估早期筛查策略提供了依据，但仍需前瞻性队列研究来确定因果关系及临床意义。
**不同糖代谢状态中老年人群亚临床颈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特征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是介于正常糖耐量（NGT）与显性糖尿病（DM）之间的中间高血糖状态，涵盖孤立性空腹血糖受损（IFG）、孤立性糖耐量减低（IGT）及二者并存三种表型。该状态被广泛视为临床干预的关键“窗口期”，与未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微血管并发症及全因死亡风险升高密切相关。中国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达12.8%，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达35.2%，在快速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构成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慢性高血糖、代偿性高胰岛素血症及系统性胰岛素抵抗可通过诱导氧化应激、促进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形成及激活促炎级联反应等机制损害血管内皮完整性，驱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亚临床颈动脉粥样硬化（SCAS）以颈动脉内中膜增厚（CIMT）和无症状局灶性颈动脉斑块为特征，是评估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可靠的替代指标，其进行性形态学改变与缺血性卒中、冠状动脉事件及心血管死亡率独立相关。然而，糖尿病前期与SCAS之间的确切关联在不同研究中存在争议，尤其孤立性IFG与孤立性IGT两种表型的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差异尚未充分阐明。为此，研究人员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社区人群中开展横断面研究，旨在明确不同糖代谢状态与SCAS的独立关联，并比较各糖尿病前期表型间的粥样硬化负担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技术方法**
该研究为社区为基础的横断面设计，于2021年9月至11月在北京石景山区开展，最终纳入4，964名40至85岁社区常住居民。研究人员设定了严格的纳入与排除标准，排除了既往确诊糖尿病、已接受降糖药、他汀类降脂药或影响血管内膜的降压药物治疗者，以及有心血管或脑血管疾病病史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药物混杂效应。所有参与者接受标准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依据2025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标准将人群分为NGT、糖尿病前期（孤立性IFG、孤立性IGT、联合IFG+IGT）和新发DM。颈动脉超声采用Philips 5，500彩色多普勒系统，由统一培训的技师依据曼海姆共识测量双侧颈总动脉远壁CIMT并判定斑块，以Max-CIMT用于分析；SCAS定义为存在颈动脉内中膜增厚或斑块。双盲判读及第三方仲裁确保质控，CIMT测量的组内相关系数为0.89，斑块检测的Kappa值为0.85。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用于评估糖代谢状态与SCAS的独立关联，并调整年龄、性别、收缩压、BMI及血脂等混杂因素。
**三、研究结果**
**3.1 基线临床特征**
研究队列包括2，224名NGT（44.8%）、2，022名糖尿病前期（40.7%）及718名新发DM（14.5%）参与者。糖尿病前期亚组中，孤立性IFG 758例、孤立性IGT 569例、联合IFG+IGT 695例。随血糖调节异常严重程度增加，年龄、收缩压、舒张压、BMI、腰围、臀围及多数生化指标（空腹血糖、2小时餐后血糖、甘油三酯、血尿酸等）呈阶梯式恶化，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逐步下降，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2 不同糖代谢状态颈动脉超声表现**
在颈总动脉（CCA）及颈动脉窦（CS）节段，内中膜增厚和斑块检出率随糖代谢紊乱加重而显著升高（p < 0.05），而颈内动脉（ICA）和颈外动脉（ECA）各节段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CAS总体检出率以DM组最高（70.5%），糖尿病前期组居中（66.8%），NGT组最低（62.2%），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3.3 糖尿病前期亚群临床特征比较**
在糖尿病前期亚组内，孤立性IFG组男性比例最低（19.3%），而联合IFG+IGT组男性比例最高（55.4%）。联合组和IGT组年龄更大、收缩压及舒张压水平更高。IFG组表现为更高的空腹血糖和总胆固醇水平，IGT组则以显著升高的2小时餐后血糖和甘油三酯为特征，联合组代谢参数总体介于孤立性IGT与DM之间。Frank征阳性率以联合IFG+IGT组最高（78.7%），其次为IGT组（64.5%）、DM组（58.1%）、IFG组（55.8%），NGT组最低（52.0%）（p < 0.001）。
**3.4 糖尿病前期亚群血管病变**
糖尿病前期各亚组间血管病变分布存在显著异质性。SCAS总体检出率排序为：联合IFG+IGT（81.3%）> DM（70.5%）> IGT（63.6%）> NGT（62.2%）> IFG（55.8%），组间差异显著（p < 0.001）。左颈总动脉斑块检出率从NGT组的3.6%逐步上升至IFG组的7.1%和DM组的7.5%；左颈动脉窦斑块检出率在DM组最高（39.0%），其余各组在26.4%–33.5%之间；右颈动脉窦斑块检出率以IFG组最高（35.5%）。研究人员指出，联合IFG+IGT组SCAS复合终点异常偏高而单一节段异常率不完全一致的现象需谨慎解读，有待独立队列验证。
**3.5 SCAS相关因素分析**
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全队列中以NGT为参照，糖尿病前期（OR = 1.28，95% CI: 1.10–1.49，p = 0.001）和新发DM（OR = 1.52，95% CI: 1.25–1.85，p < 0.001）均与SCAS独立相关。年龄（OR = 1.07/年）、男性（OR = 1.35）、收缩压（OR = 1.01/mmHg）、BMI（OR = 1.05）和总胆固醇（OR = 1.12）为独立危险因素，HDL-C为保护因素（OR = 0.65）。在糖尿病前期亚组中，以孤立性IFG为参照，孤立性IGT（OR = 1.38，95% CI: 1.09–1.75，p = 0.008）和联合IFG+IGT（OR = 1.26，95% CI: 1.00–1.59，p = 0.05）均与SCAS独立相关。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系统描绘了不同糖代谢状态中老年人群SCAS的临床特征谱。SCAS检出率从NGT、经糖尿病前期至新发DM的阶梯式上升，支持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连续、隐匿的进展过程。IGT表型较IFG表型与SCAS关联更紧密，其生物学基础可能在于IGT反映了更显著的外周胰岛素抵抗和餐后血糖骤升，后者通过触发急性氧化应激、促进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形成、诱导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解偶联等机制加剧血管壁炎症和结构重塑。联合IFG+IGT组SCAS检出率最高（81.3%），该发现需谨慎解读并在更大样本中验证。研究设计上严格排除已确诊心血管疾病及正在接受他汀类或降压药物治疗者，有助于更真实地反映糖代谢异常簇集对动脉壁的自然致粥样硬化效应，减少药物对斑块稳定性的干扰。讨论部分同时指出了研究的若干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葡萄糖代谢状态依据单次OGTT分组，缺乏重复确认可能导致边缘个体误分类；研究对象仅来自北京石景山特定社区，外推至农村或其他地区人群需谨慎；吸烟、饮酒、体力活动等重要生活方式变量未系统记录，未纳入模型调整，可能存在残余混杂；Frank征作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替代标志较为粗糙，未来研究应引入冠脉CT血管造影（CCTA）或血管内超声等影像手段加以精确评估。高敏C反应蛋白（hs-CRP）等炎症生物标志物亦未检测，限制了对炎症通路的深入评估。此外，糖尿病前期组内IFG与IGT在年龄、中心性肥胖和血压等混杂因素上存在天然差异，IGT与SCAS的关联是否完全独立于这些簇集因素尚难完全厘清。结论认为，新发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尤其是IGT表型，与SCAS负担显著增加密切相关，且独立于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为血糖异常人群的早期筛查和综合危险因素管理提供了流行病学依据。未来前瞻性队列研究仍十分必要，以确定因果关系并评估针对IGT的干预能否有效减少心血管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