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Oncology》:Patient acceptance of telemedicine for breast cancer follow-up: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rom Ea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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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远程医疗(telemedicine)为日益增多的乳腺癌生存者长期随访挑战提供了潜在解决方案。然而,中国患者中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楚。
方法:这项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于2026年6月在中国东部一家三级医院,采用结构
引言:远程医疗(telemedicine)为日益增多的乳腺癌生存者长期随访挑战提供了潜在解决方案。然而,中国患者中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楚。
方法:这项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于2026年6月在中国东部一家三级医院,采用结构化电话访谈,评估812名乳腺癌患者对远程医疗的接受度及关联因素。
结果:总体72.3%患者为高接受度;但熟悉度低:仅27.7%曾使用远程医疗,53.4%熟悉。多变量逻辑回归(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显示,未婚/离异/丧偶状态(OR=0.32)、失业(OR=0.30)、更高风险担忧(OR=0.44)独立关联更低接受度(均P<0.05);而更高教育程度(初中:OR=2.77;本科及以上:OR=5.97)、诊断时长>12个月(OR=2.67)、更强感知收益(OR=12.00)关联更高接受度(均P<0.05)。调节分析显示技术障碍降低接受度,但其与感知收益(P=0.125)、风险担忧(P=0.090)的交互不显著。电话咨询是最受欢迎方式(62.4%),老年、低教育、低收入者尤甚;视频咨询受年轻、高教育、高收入者青睐。
讨论:中国东部乳腺癌患者远程医疗接受度较高,但熟悉度和使用经验有限。结果可为后续远程医疗实施提供参考,包括患者教育、关注技术障碍、为脆弱亚组提供灵活服务模式。
研究背景方面,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恶性肿瘤及癌症死亡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乳腺癌发病率持续上升,2020年新发约416371例,占女性癌症近20%。随着生存者增多,传统面对面随访在地理可及性、时间成本、经济负担以及三级医院资源过度集中等方面存在明显局限。远程医疗(telemedicine,指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跨时间/空间提供医疗服务)在新冠期间被广泛采用,在肿瘤随访中可获得较高满意度并降低成本,但无法替代体格检查与影像评估,且中国乳腺癌患者对其随访接受度的实证研究不足。现有文献多聚焦新冠短期使用或慢病管理,少有同时整合人口学、疾病相关、认知心理与技术标准障碍的分析框架。因此,研究人员在《Frontiers in Oncology》发表该研究,旨在评估中国东部乳腺癌患者远程医疗熟悉度、态度、担忧与接受度,并识别相关因素。
主要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于2026年6月16日至30日在浙江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三级医院)开展单中心横断面研究;从电子病历(EMR)筛选既往12个月内就诊的原发性乳腺癌女性,电话核实身份与诊断后访谈,最终812人。采用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与健康信念模型(HBM)编制的结构化问卷,收集人口学/临床特征、熟悉度、态度与担忧、技术障碍及1—10分接受度(6—10分为高接受度)。统计用SPSS 26.0,组间比较后做单变量与多变量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并建交互项检验技术障碍的调节效应,另做连续评分线性回归属于敏感性分析。
3 结果(Results)
3.1 基线患者特征(Baseline patient characteristics):通过812人分组比较,高接受度组更年轻、已婚、高教育、在职、城市、熟悉远程医疗且曾有使用经验;低接受度组≥60岁、小学及以下、失业/退休、收入≤10000元、农村、不知晓分期者更多。高接受度组感知收益更高、风险担忧与技术障碍更低。首选方式中电话占62.4%。
3.2 远程医疗接受度相关因素(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elemedicine acceptance):单变量分析显示年龄、婚姻、教育、就业、收入、居住地、诊断时长、分期、熟悉度、使用经验、感知收益与风险担忧均显著;多变量调整后,未婚/离异/丧偶(OR=0.32)、失业(OR=0.30)、高风险担忧(OR=0.44)关联低接受度,初中(OR=2.77)、本科及以上(OR=5.97)、诊断>12个月(OR=2.67)、高感知收益(OR=12.00)关联高接受度。年龄、收入、居住地、分期、熟悉度、使用经验调整后不显著。模型VIF 1.0—2.1,Hosmer–Lemeshow P=0.130,Nagelkerke R2=0.501,AUC=0.875。
3.3 技术障碍的调节效应(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barriers):扩展模型中感知收益正关联(OR=10.62)、技术障碍负关联(OR=0.23)接受度;但感知收益×技术障碍交互P=0.125不显著。风险担忧模型里风险担忧(OR=0.40)与技术障碍(OR=0.20)均负向显著,风险担忧×技术障碍交互P=0.090不显著。即技术障碍是直接阻碍因素,而非显著调节器。
3.4 远程医疗模式偏好(Telemedicine modality preferences):整体电话62.4%、视频25.9%、文字10.1%、其他1.6%。≥60岁电话80.8%,小学及以下82.5%,失业81.7%,低收入75.8%;<60岁视频35.2%,本科及以上视频52.6%。说明老年、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偏好电话,年轻高教育者偏好视频/文字。
3.5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将1—10分作连续结局,高感知收益(β=1.82)、年轻、已婚、在职正向,年长/非婚/失业负向,方向与二分类逻辑回归基本一致;理论驱动全调整模型结论亦一致。
讨论(Discussion)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72.3%高接受度说明中国东部乳腺癌患者总体意愿好,但27.7%使用率显示“愿用”不等于“会用/已用”。感知收益强正关联符合HBM与TAM的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风险担忧反映对远程评估准确性、医疗差错、隐私及缺直接接触的顾虑,故远程医疗应作分层随访工具而非替代面诊。社会结构因素上,非婚与失业者因社会支持与经济资源少更易遇障碍。教育水平高者数字健康素养(digital health literacy,获取和理解在线健康信息的能力)更好。诊断>12个月者更接受稳定期随访。技术障碍是独立门槛效应,未显著修饰认知评价与接受度关系。模式偏好提示应提供电话、视频、文字多模并存服务。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发现,尽管对远程医疗的熟悉度和既往使用有限,72.3%参与者仍具有高远程医疗接受度。教育水平、乳腺癌诊断时长、感知收益与风险担忧独立关联远程医疗接受度。在扩展模型中,技术障碍关联更低接受度,但其与感知收益、风险担忧的交互无统计学显著性。总体而言,结果表明远程医疗接受度与认知评价、社会结构特征和技术可及性等多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