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complex PTSD sympto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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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在童年创伤后往往长期持续存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早期不良经历会破坏基础认知框架，使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成为通向慢性症状的关键桥梁，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为实证检验这一框架，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童年创伤与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在童年创伤后往往长期持续存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早期不良经历会破坏基础认知框架，使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成为通向慢性症状的关键桥梁，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为实证检验这一框架，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童年创伤与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CPTSS)之间的潜在机制，重点考察了反刍和担忧的作用以及性别差异的影响。研究人员对53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了童年创伤经历、反刍、担忧和CPTSS的数据，随后进行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童年创伤显著预测CPTSS；此外，反刍在童年创伤与CPTSS之间起中介作用，且该中介效应受担忧的调节。值得注意的是，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表现出性别差异：在女性组中，反刍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且受担忧调节，而在男性组中，担忧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有童年创伤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反刍，进而触发CPTSS——这一中介路径受担忧调节——并且该机制对性别敏感，在女性中尤为突出且更易受担忧的调节。
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旨在揭示大学生童年创伤影响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CPTSS）的内在机制。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由核心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与自我组织紊乱（DSO）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包括再体验、回避和持续高警觉，后者涉及情绪调节困难、消极自我概念与人际关系问题。大学生群体中CPTSS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但因其症状的隐蔽性，该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尚未获得足够关注。童年创伤已被证实是CPTSS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晰。根据Herman创伤理论，童年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早期创伤会破坏个体关于自我价值、他人可信赖性与世界安全性的基础认知框架，诱发持续的消极认知偏差与情绪失调，这正是CPTSS的核心表现。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是童年创伤通向慢性心理症状的关键桥梁。因此，该研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考察反刍在童年创伤与CPTSS之间的中介作用，及其是否受担忧这一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并进一步探讨模型中存在的性别差异。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便利抽样法，从中国10所地理分布广泛的高校（覆盖东北、西北、东南、中部和西南地区）招募650名大学生，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532份（有效应答率81.8%），其中男性280人（52.6%），女性252人（47.4%），年龄范围18-22岁。研究采用国际创伤问卷中文版（ITQ）测量CPTSS，童年创伤问卷中文版（CTQ）测量儿童期创伤经历，反刍量表测量反刍水平，宾夕法尼亚担忧问卷中文版（PSWQ）测量特质性担忧。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软件，依次进行四步分析：首先检验四个测量工具的信度并进行Harman单因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其次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与Pearson相关分析；再次使用PROCESS宏Model 4验证反刍的中介效应；最后以Model 15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分性别检验模型差异。性别、生源地与留守经历作为协变量纳入所有回归模型。
研究结果分为四个部分。在信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方面，四个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0.90、0.91和0.93，均高于0.80的可接受标准；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15个，首个未旋转因子解释总方差26.0%，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在描述统计、组间比较与相关分析方面，女性在童年创伤（t=3.30, p<0.01）、反刍（t=5.17, p<0.001）和担忧（t=3.55, p<0.001）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而CPTSS的性别差异不显著（t=1.63, p>0.05）；除担忧与CPTSS之间相关系数不显著外（r=0.01, p>0.05），其余核心变量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在中介效应分析方面，童年创伤显著正向预测CPTSS（β=0.53, p<0.001）；童年创伤显著正向预测反刍（β=0.64, p<0.001）；反刍显著正向预测CPTSS（β=0.53, p<0.001）。纳入反刍作为中介变量后，童年创伤对CPTSS的直接效应降至β=0.19（p<0.001），反刍的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26, 0.39），占总效应的65%，证明反刍在童年创伤与CPTSS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面，童年创伤与担忧的交互项不能显著预测CPTSS（β=0.03, t=0.68, p>0.05），而反刍与担忧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CPTSS（β=0.08, t=1.98, p<0.05）。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高担忧水平下反刍对CPTSS的预测效应为0.83（t=19.68, p<0.001），在低担忧水平下为0.60（t=11.52, p<0.001），表明担忧仅调节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即反刍与CPTSS之间的关系。在性别差异分析方面，反刍与性别的交互项显著预测CPTSS（β=0.09, t=2.44, p<0.05）。分性别检验显示，反刍的中介路径在两组中均显著，女性组的效应更强（效应量差异=0.11）。在男性组中，反刍与担忧的交互项不显著（β=0.07, t=1.22, p>0.05）；在女性组中，该交互项显著（β=0.14, t=2.89, p<0.01）。女性组的简单斜率分析显示，高担忧水平下简单斜率为1.04（t=12.97, p<0.001），低担忧水平下为0.59（t=5.92, p<0.001）。上述结果表明，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仅在女性大学生群体中成立。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童年创伤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CPTSS，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反刍在童年创伤与CPTSS之间的中介效应可用“被打破的世界假说”解释：童年创伤使个体形成对外界世界的矛盾认知，承受显著心理压力，驱动其反复回忆创伤事件及其后果，即反刍，使认知资源难以脱离创伤内容。反刍作为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放大了创伤的消极情绪体验，高估威胁，过度关注消极感受，阻碍积极应对，最终形成童年创伤→反刍→CPTSS的因果路径。担忧仅在中介模型后半段起调节作用，这与元担忧模型假说一致。童年创伤直接导致CPTSS的核心症状群（再体验、回避与自我功能紊乱）的路径具有生物学稳定性，不易受担忧等表层情绪变量影响；而担忧通过对反刍的交互作用影响CPTSS，高担忧个体缺乏足够的情绪调节资源来抑制反刍，更容易诱发或加重CPTSS。性别差异方面，女性在经历创伤后倾向于采用被动应对策略，更容易产生情绪波动，更频繁地使用反刍等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并在创伤后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影响，为担忧的调节作用创造了条件；男性受文化规范影响更倾向于问题导向策略，其担忧水平对上述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结果支持了情绪调节资源耗竭理论，即担忧本身是一种高资源消耗的认知情绪过程，与反刍叠加进一步消耗女性用于情绪调节和积极应对的资源，从而加剧CPTSS。此外，协变量中留守经历显著正向预测CPTSS（β=0.08, t=2.37, p<0.05），来自农村生源或有留守经历的学生报告更高的早期不良经历易感性，反映了结构性家庭资源差异对创伤后恢复的持续影响。这些发现深化了对童年创伤影响大学生CPTSS机制的理解，并为针对性预防与干预提供实证依据。研究结论可归纳为：童年创伤不仅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CPTSS，还通过反刍的中介效应间接预测CPTSS；反刍的中介效应受担忧的调节，且这一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大学生的中介效应更强、更易受担忧的调节。在实践层面，应优先将具有童年创伤经历且呈现高反刍、高担忧水平的女性大学生列为心理筛查和早期干预的重点对象；可通过认知行为疗法与正念训练帮助个体识别并阻断反刍与担忧的共发循环，通过团体辅导和社会支持系统提升情绪表达与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在认知、情绪与社会维度协同阻断CPTSS的进展，促进创伤后的心理恢复与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