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impact of E-health literacy on patient loyalty in county-level public hospitals: the mediating role of value co-cre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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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县级公立医院住院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对患者忠诚度（patient loyalty）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的中介作用和感知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县级公立医院住院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对患者忠诚度（patient loyalty）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的中介作用和感知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SU）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县级医院数字化转型与患者关系管理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山东省县级公立医院的784名住院患者开展调查。采用结构化问卷评估电子健康素养、价值共创、感知社会支持和患者忠诚度。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电子健康素养对患者忠诚度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结果：电子健康素养与患者忠诚度呈正相关，价值共创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感知社会支持显著调节电子健康素养与患者忠诚度的关系，表明较高的感知社会支持会削弱电子健康素养与患者忠诚度之间的正向关联。结论：电子健康素养可能是影响县级公立医院住院患者忠诚度的重要因素；价值共创和感知社会支持在该过程中分别发挥重要的中介与调节作用。通过提升患者的电子健康素养、促进价值共创行为以及利用社会支持资源，有望持续改善患者忠诚度，并推动县级公立医院智慧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
在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健康管理理念持续演进的背景下，数字医疗、医疗信息化与“智慧医院”建设已成为推动医疗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倡导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数字健康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议程的核心内容。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在线医疗服务用户为3.93亿，居民在线健康信息检索和健康自评行为日益普遍。与此同时，县级公立医院承担着基层医疗服务任务，但仍面临数字基础设施不足、居民健康信息获取渠道受限等突出问题；住院患者病情复杂、治疗周期较长，对连续协调的数字医疗服务有更高需求。已有研究提示，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可优化医患沟通、提升服务效率与患者体验，但其在县级公立医院情境下如何具体影响患者忠诚度，以及其中的传导路径和边界条件，仍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引入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与感知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SU）作为核心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索电子健康素养对患者忠诚度（patient loyalty）的直接作用、间接机制及调节因素。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研究人员在山东省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16个地级市，每市按高中低经济发展水平抽取3个县，共形成48个县级抽样单元，纳入71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每所医院随机抽取10至15名住院患者，最终发放问卷830份，回收有效问卷784份，有效应答率为94.46%。研究采用中文版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 eHEALS）、患者忠诚度量表、价值共创量表和感知社会支持量表进行测量；统计方法包括Harman单因素检验、描述性统计、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估计、Shapiro–Wilk正态性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及基于PROCESS宏Model 4和Model 5的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结果分述如下。数据质量评估方面，Harman单因素检验显示第一个公因子解释43.616%的总方差，低于50%的临界阈值，提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Shapiro–Wilk检验显示连续量表分数偏离正态，但非参数敏感性分析与参数分析在统计显著性和效应方向上保持一致；四个核心变量的ICC介于0.060至0.158之间，提示存在一定医院间聚集性，但所有变量与研究假设均属个体层面，故采用单水平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测量模型拟合可接受，CFI=0.895，TLI=0.887，RMSEA=0.076，SRMR=0.036；各构念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均大于0.70，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大于0.50，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收敛效度。参与者人口学特征方面，784名住院患者中男性333人（42.47%）、女性451人（57.53%）；长期居住在城市者378人（48.22%），农村326人（41.58%）；已婚683人（87.12%）；初中学历最多，为253人（32.27%）；月收入3001～5000元者225人（28.70%）。人口学特征差异检验显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和收入水平在价值共创或感知社会支持上存在显著差异；≥60岁患者的价值共创和感知社会支持得分较低，已婚组在价值共创和感知社会支持上显著高于未婚/离异/丧偶组，较高收入组在电子健康素养、价值共创和感知社会支持上得分更高；患者忠诚度在人口学特征上差异不显著，可能与得分变异范围较窄有关。相关分析显示，电子健康素养与患者忠诚度（r=0.480，p<0.01）、价值共创（r=0.436，p<0.01）、感知社会支持（r=0.351，p<0.01）均呈正相关；价值共创与患者忠诚度（r=0.677，p<0.01）、感知社会支持与患者忠诚度（r=0.418，p<0.01）亦均呈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电子健康素养显著正向预测患者忠诚度（β=0.248，t=15.328，p<0.001），支持假设H1；纳入价值共创后，电子健康素养对患者忠诚度的直接效应仍显著（β=0.120，p<0.001），电子健康素养显著正向预测价值共创（β=0.424，p<0.001），价值共创显著正向预测患者忠诚度（β=0.301，p<0.001）；Bootstrap检验显示总效应为0.248（95% CI [0.216, 0.279]），直接效应为0.120（95% CI [0.092, 0.148]），通过价值共创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128（95% CI [0.086, 0.17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1.61%，支持假设H2。调节效应分析显示，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电子健康素养与感知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患者忠诚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003，t=?3.608，p<0.001，95% CI [?0.004, ?0.001]），支持假设H3。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显示，在低感知社会支持水平下，电子健康素养对患者忠诚度的条件直接效应为0.149（95% CI [0.117, 0.181]）；在平均水平下为0.115（95% CI [0.087, 0.143]）；在高（最大值）感知社会支持下为0.089（95% CI [0.056, 0.121]）。随着感知社会支持水平升高，条件直接效应依次递减，表明感知社会支持在电子健康素养与患者忠诚度之间起弱化调节作用。
讨论部分指出，电子健康素养不仅直接正向影响患者忠诚度，还可通过促进价值共创行为间接增强患者忠诚度；高感知社会支持反而削弱电子健康素养的正向作用，这一现象可通过资源替代理论加以解释，即当患者获得较充分的家庭和社会支持时，会减少对自身数字健康能力的依赖。研究还针对县级医院、医疗信息技术机构和公共卫生部门提出了分层化数字健康教育、优化在线平台功能以及整合家庭与社区资源等实践启示。研究局限包括样本仅来自山东省县级公立医院，跨地区推广需谨慎；横断面设计不能确立因果关系；自我报告式问卷可能存在信息偏倚。未来研究可扩大地域和机构类型，采用多波随访或准实验设计，并纳入患者门户使用日志、电子健康档案等客观行为指标，以进一步增强证据强度。
研究结论为：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系统探讨了县级公立医院住院患者电子健康素养影响患者忠诚度的机制。结果表明，电子健康素养不仅能直接增强患者忠诚度，还可通过促进价值共创行为间接增强患者忠诚度；此外，感知社会支持在电子健康素养与患者忠诚度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这些发现拓展了电子健康素养与患者忠诚度关系的理论框架，并为县级公立医院在数字健康转型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患者参与度及增强患者忠诚度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策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