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5C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vaccine hesitancy toward maternal RSV vaccines and infant monoclonal antibodies among pregnant and postpartum women and their partners in China: A multicenter, dyadic survey design,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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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评估了两种新型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免疫策略——母体疫苗和婴儿单克隆抗体（mAbs）——在来自中国八个省份的4422对夫妇中的疫苗犹豫情况，通过一项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便利抽样的多中心横断面调查。疫苗犹豫采用5C量表（信心、自满、限制、计算、集体责任）测
研究人员评估了两种新型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免疫策略——母体疫苗和婴儿单克隆抗体（mAbs）——在来自中国八个省份的4422对夫妇中的疫苗犹豫情况，通过一项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便利抽样的多中心横断面调查。疫苗犹豫采用5C量表（信心、自满、限制、计算、集体责任）测量，以总分（越高表示犹豫程度越低）作为主要结局。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人口学和妊娠相关因素。对于母体疫苗，女性的5C总分略低于伴侣（45.88 [SD 5.90] 比 46.25 [5.74]；Cohen's d = –0.06，95% CI：?0.09至?0.03；p < .001），而mAbs两种性别无显著差异。对于两种策略，“计算”维度在两性中得分最高。伴侣对同一策略各领域之间的相关性较低（r范围0.31至0.48）。在多变量模型中，年龄较大、农村居住和较低收入与两种策略的更高犹豫相关（例如年龄：母体疫苗，β = ?0.09，95% CI：?0.12至?0.05；mAbs，β = ?0.09，95% CI：?0.12至?0.06）。在女性中，孕晚期状态和已有子女均独立地与更高犹豫相关。妊娠期间曾接种流感疫苗与对母体疫苗的较低犹豫相关（β = 0.73，95% CI：0.32至1.13），但与mAbs无关。最终，中国待产和新父母对RSV免疫策略的犹豫特征以主动信息搜寻为主导。产前咨询和更广泛的沟通工作应同时包括父母双方。工作应优先考虑年龄较大、农村和低收入夫妇。
论文解读：中国孕妇及其伴侣对RSV免疫策略的疫苗犹豫——一项多中心二元横断面研究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是婴幼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对出生后6个月内、适应性免疫尚未成熟的婴儿威胁最大。中国2009至2020年全国监测显示，RSV是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儿童中的优势病原体。针对该威胁已开发两种互补免疫策略：母体RSV疫苗（如Abrysvo）在孕期接种以诱导经胎盘抗体传递，为婴儿提供出生至6个月的被动保护；婴儿长效单克隆抗体（mAbs，如Nirsevimab/Beyfortus?）直接给予新生儿，在整个RSV流行季提供即时体液免疫。目前内地实施状态不同，母体RSV疫苗尚未获批，而mAbs（Nirsevimab和Clesrovimab）虽已获批，但主要通过市场化自费途径获得，尚未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在此背景下，了解潜在需求和疫苗犹豫对实施规划至关重要。疫苗犹豫被定义为在可获得服务的情况下延迟接受或拒绝接种，是免疫覆盖的重要障碍。世界卫生组织免疫问题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曾提出3C模型，后发展为5C框架，增加“计算”和“集体责任”两个维度。孕妇人群存在胎儿安全顾虑、孕期医疗干预态度、卫生系统信任等特殊考量，且伴侣可能影响女性决策。此前的疫苗接受度研究多测量总体接受率，无法解释犹豫背后的心理前因。因此，该研究旨在刻画孕妇/产后女性及其伴侣对两种RSV免疫策略的心理犹豫画像，评估伴侣间一致性，并识别相关社会人口学和围产期因素。
该研究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在中国五个地区八个省份的14家医疗机构开展，采用多中心、二元、横断面设计，便利抽样招募孕妇或产后6周内女性及其同居伴侣，最终纳入4422对夫妇（8844人），发表于《Human Vaccines》。研究发现，两种RSV免疫策略下的犹豫特征以“计算”维度为主导，而非低信心、自满或感知限制；伴侣间一致性普遍较低；年龄较大、农村居住、低收入、孕晚期及已有子女等因素与犹豫增加相关；孕期流感疫苗接种史与对母体疫苗的犹豫降低相关。该研究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二元调查设计研究，也是首个同时应用5C框架评估两种RSV免疫策略的研究，对优化产前咨询和公共传播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间，从中国华北（北京、天津）、西北（甘肃）、华东（浙江、福建）、中南（广东、河南）、西南（四川）八省14家医疗机构（省级/市级妇幼保健院、三级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利招募4422对夫妇。采用在线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及围产期信息；使用经验证的5C量表测量五个心理维度，每个维度3个条目，采用5点Likert评分，McDonald's ω系数显示可靠性良好。计算各领域均分和总分（对自满、限制、计算反向计分，总分越高犹豫越低）。使用配对t检验、Pearson相关、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以夫妇为随机截距）分析数据，并以多重插补链方程处理缺失值。该部分为原文方法要点的总括。
结果部分的四个小标题及概要如下。
Participants’ characteristics：4422对夫妇中，女性平均年龄29.17岁（SD 4.11），伴侣30.21岁（SD 4.32）；多数为城市居民和大学以上学历；约70%女性完成全部常规产检；65.3%无子女；68.2%有妊娠相关并发症；仅19.9%在孕期接种流感疫苗，20.7%接种COVID-19疫苗。此部分通过描述性统计呈现了样本特征。
Vaccine hesitancy profiles by 5C model：女性对母体疫苗的5C总分为45.88（SD 5.90），对mAbs为46.25（SD 5.47）；伴侣对应为46.25（SD 5.74）和46.39（SD 5.69）。两种策略下，“计算”维度得分最高（约3.6分），而“限制”和“自满”维度最低。配对比较显示，女性对母体疫苗的总分略低于伴侣（Cohen's d = –0.06，95% CI：?0.09至?0.03），差异很小；对mAbs则无性别差异。此部分通过配对t检验揭示伴侣间总体犹豫差异微弱。
Correlation of vaccine hesitancy within individuals and couples：同一人对两种策略的5C各领域及总分相关较高（Pearson r ≥ 0.70，伴侣“集体责任”r = 0.69）；同一策略伴侣间相关较低（r范围0.31至0.48），其中“限制”领域相关最高（母体疫苗r = 0.45，mAbs r = 0.48），“信心”领域最低（母体疫苗r = 0.31，mAbs r = 0.36）。跨策略的伴侣间相关同样较低（0.29至0.47）。这表明伴侣心理前因的一致性有限。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accine hesitancy：多变量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显示，年龄每增加一岁，两种策略的5C总分均下降约0.09分；农村居住比城市犹豫更高（母体疫苗β = ?0.44，mAbs β = ?0.58）；与最低收入组相比，中高收入与较低犹豫相关；自评健康“好”与犹豫降低相关，而“不好”与犹豫升高相关；家中无医疗专业人员者比有者犹豫更低。孕晚期状态、未完成常规产检、已有子女数与更高犹豫相关；妊娠并发症无显著关联；孕期流感疫苗接种史与对母体疫苗犹豫降低相关（β = 0.73），但与mAbs无关；COVID-19疫苗史无显著关联。该部分通过LMM控制配偶聚类后识别出独立相关因素，敏感性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是最大规模的二元调查设计和首个同时应用5C框架于两种RSV免疫策略的研究。主导性的“计算”维度提示公众正在主动搜寻信息并权衡风险收益，并非绝对反对接种，但也可能意味着犹豫不决、不确定性或信息过载。因此，公共卫生传播应侧重于提供关于安全性、有效性和上市后表现的权威数据，以将理性的谨慎转化为知情接受。伴侣间一致性的低下意味着仅针对孕妇进行咨询可能忽略持怀疑态度或信息不足的伴侣，应将双方共同纳入教育干预。年龄、农村居住、低收入等关联与既往研究一致，而家庭中有医疗专业人员者犹豫更高这一反常发现需谨慎解释，可能存在残余混杂。孕期流感疫苗接种史与RSV母体疫苗低犹豫的关联提示二者具有共同保护婴儿的目标；COVID-19疫苗决策则受不同因素影响。
研究结论可翻译为：总的来说，在中国所调查地区，孕妇/产后女性及其伴侣对RSV免疫策略的犹豫特征以主动信息搜寻为主导，而非源自不信任或自满。因此，接种的主要障碍似乎是对母体RSV疫苗和婴儿mAbs安全性与有效性方面可获取的循证信息存在未满足的需求，而非对免疫本身的态度性反对。这意味着公共卫生干预应优先强调透明沟通和医护人员主动的信息提供。伴侣间态度的低一致性凸显了在产前免疫咨询和更广泛沟通中让父母双方参与的重要性。公共卫生策略应优先关注犹豫高风险人群，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父母、农村居民、低收入家庭、孕晚期女性以及已有子女的女性。未来需要纵向研究来追踪犹豫在孕期和产后期间的变化，并评估针对性的沟通干预能否有效将理性谨慎转化为知情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