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yon》：At-risk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Australia: A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youth offending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编辑推荐：
本研究的目的是综合有关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关键贡献因素的文献，重点关注教育因素，并探讨其与犯罪预防策略的交叉。该研究旨在识别趋势、原因（包括教育因素）以及教育参与、青少年犯罪和预防方法之间的潜在联系。本综述纳入了研究成果和电子数据库，包括政府网站和报告。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目的是综合有关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关键贡献因素的文献，重点关注教育因素，并探讨其与犯罪预防策略的交叉。该研究旨在识别趋势、原因（包括教育因素）以及教育参与、青少年犯罪和预防方法之间的潜在联系。本综述纳入了研究成果和电子数据库，包括政府网站和报告。研究结果显示，全球对青少年犯罪的关注日益增加，澳大利亚数据也反映了这一趋势。2023年与澳大利亚警方接触的青少年人数较往年有所增加。综述表明，冒险性发展阶段、同伴压力、学习脱节、低学业成就、父母教育水平、社交媒体、家庭环境和家庭暴力是青少年犯罪的关键贡献因素。在教育方面，对全国评估项目——读写与计算能力（NAPLAN）的审查发现，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读写成就低于计算成就，而在COVID-19之前，各州和领地的青少年犯罪有所增加。由于教育对预防犯罪行为至关重要，在学校进行干预以支持年轻人对其认知和社交技能有积极影响。总体而言，本综述对包括父母、教师、警察、社区成员和教育专家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它支持为年轻人提供更具参与性和激励性的活动。
1 Introduction
犯罪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从社会视角、人权视角和法律视角可有不同定义。在法律视角下，犯罪被国家认定并施加特定惩罚。以往犯罪学研究关注公众对更严厉法律的需求，但对澳大利亚10-17岁青少年的整体犯罪趋势及其与学业参与的关系了解有限。本综述旨在整合现有证据，回答关于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趋势、贡献因素、教育参与与犯罪的关系以及预防策略等研究问题。
1.1 Overview of crime rates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全球犯罪率因国家而异，受社会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差异和司法管辖区定义差异等影响。本研究通过世界人口评论、NUMBEO等数据集对犯罪指数进行三分类，以世界平均犯罪指数（45.22）和标准差（±15.27）界定高、中、低水平。例如委内瑞拉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犯罪指数最高，澳大利亚居中，阿联酋最低。犯罪指数的计算方式为报告犯罪总数除以总人口再乘以100,000，以便跨国比较。
1.2 Global snapshot of youth offending: Australia and beyond (2022–2023)
2022-2023年各国青少年犯罪率变化不一。新西兰下降64%，英国下降2%，美国上升9.7%，澳大利亚和德国分别上升3%和3.5%。在澳大利亚，2021-2022年北领地、昆士兰、维多利亚、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首都领地报告的青少年罪犯人数有所增加，表明青少年犯罪仍是全球性问题，需针对性干预。
2 Materials and methods
本综述采用叙述性文献综述方法，系统检索Scopus、JSTOR、Web of Science、IEEE Xplore和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以及政府报告、机构出版物和媒体文章等灰色文献。检索时限为2000-2024年。通过AACODS清单和混合方法评价工具（MMAT）评估文献质量，最终纳入37项研究。
2.1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纳入标准包括关注青少年犯罪、涉及“青少年犯罪”“风险青少年”等关键词、研究神经发育障碍、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等因素，并涵盖不同地理区域。排除标准包括非英文文献、仅关注成年罪犯以及方法学严谨性不足的研究。
2.2 Overall offenders’ figures in Australia (2018–2022)
2021-2022年澳大利亚各州罪犯人数呈现区域差异，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领地增加，其他多数州和领地下降。2018-2024年数据显示，COVID-19大流行前青少年犯罪人数较高，疫情期间显著下降，疫情后再次上升。2023年上升6%。14-17岁青少年是主要犯罪群体，且倾向于实施更暴力和严重的罪行。
3 Findings
3.1 Causes of youth offending
多种因素促成青少年犯罪，包括发育阶段、同伴压力、学习脱节、低学业成就、父母教育水平、家庭暴力和社交媒体等。
3.2 Risk-taking developmental stage
根据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12-18岁青少年处于身份与角色混乱阶段，经历生物和社会心理变化，可能表现出高风险行为、探索和寻求新奇感，需要引导和监督。
3.3 Peer pressure
随着青少年对父母独立性的增强，同伴成为其社会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青少年易受同伴影响，可能模仿不良行为，但正向同伴关系也有助于积极行为和学业成功。
3.4 Learning disengagement and low educational attainment
学习参与指对教育活动的行为、情感和认知投入。低学业成就与学习脱节相关，而教育被视为预防犯罪的最佳途径。低学业成就会导致自尊丧失、学校承诺低和挫折，进而引发青少年违法行为。
3.5 Parents' and carers’ level of educa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父母教育水平和生活条件影响儿童社会情感发展。受过教育的父母更可能帮助子女学习，而忙碌或贫困的父母可能无法提供足够支持。权威型育儿方式与积极结果相关，而专制型和放任型育儿方式可能增加问题行为。
3.6 Family and domestic violence
在澳大利亚，家庭与家庭暴力包括亲密伴侣暴力、兄弟姐妹间和其他亲属间的虐待。家庭暴力导致儿童出现心理健康、认知、行为和发展问题，并可能通过学校脱离增加犯罪风险。
3.7 Neurodevelopmental and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youth offending
神经发育障碍（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自闭症谱系障碍ASD、胎儿酒精谱系障碍FASD）和学习障碍可增加犯罪易感性。心理健康障碍如抑郁、焦虑和行为障碍进一步损害情绪调节，增加攻击性，可能通过物质使用自我治疗而导致犯罪。
3.8 Social media
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快速增长，澳大利亚超过90%人口使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既有积极影响（联系、信息支持和自我表达），也有消极影响，如网络欺凌、骚扰和同伴压力，可能助长青少年犯罪。
3.9 Youth education at a glance across Australian states and territories
教育是预防犯罪和累犯的重要工具。全国评估项目——读写与计算能力（NAPLAN）是每年对3、5、7、9年级学生进行的标准化测试，用于评估教育成果。
3.10 NAPLAN trend in years 7 and 9 across Australian states and territories
2018-2023年数据显示，北领地和新塔斯马尼亚在读写和计算方面表现最低。写作成绩在2018-2019年较低，2021-2023年略有上升；计算成绩在疫情后略有下降。总体而言，读写成绩低于计算成绩，表明需要加强读写能力提升。
3.11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ies
犯罪预防策略通常基于教育、社会和刑事司法三种途径。研究显示，有限优质教育机会、低学业成就和学校脱离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预测因素。
3.12 Education as crime prevention
教育程度越高，犯罪可能性越低。通过提供教育和保持青少年学习参与，可以减少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学校中的导师指导项目为例，通过技能培养产生长期影响。
3.13 Social crime prevention
社会犯罪预防通过解决贫困、失业、住房短缺等社会问题，促进社区支持和导师计划，使青少年远离犯罪。指导风险青少年可建立良好同伴关系、帮助其学业和人生决策。
3.14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criminal justice
刑事司法预防通过惩罚威慑犯罪，维持法律秩序。一些国家如加拿大和新西兰优先采用恢复性司法，注重通过社区项目和心理辅导进行康复而非单纯惩罚。三种策略相互关联，综合实施才能降低长期犯罪率。
4 Discussion
本综述发现教育参与与青少年犯罪之间存在联系。疫情前（2018-2019）青少年犯罪率较高，而NAPLAN读写分数较低；疫情后犯罪率有所反弹，读写分数仍不乐观。这与之前研究一致，表明识字和计算能力对就业和犯罪预防的重要性。早期干预如学校导师指导可改善学业和社交结果。青少年处于关键发育阶段，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协作支持。
5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本综述仅限于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未来可开展全球系统综述，并关注原住民和少数族裔青少年的过度代表性。此外，2024-2025年数据因NAPLAN结果延迟未纳入，未来应补充最新数据以增强纵向分析。
6 Conclusion
综述表明，犯罪率在国家间差异显著，澳大利亚14-17岁青少年为主要犯罪群体。风险发育阶段、同伴压力、学习脱节、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暴力是主要贡献因素。NAPLAN读写分数与青少年犯罪率呈负相关趋势，说明教育和学习参与是预防犯罪的关键。导师指导和针对性学习计划对防止青少年进入刑事司法系统至关重要。利益相关者合作有助于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