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小农与市场：理解农业生产的委托生产如何与中国的作物商品化相关联

《Food Policy》：Linking smallholders to markets: Understanding ho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utsourcing is linked to crop commercialization in China

　　

## 摘要

农业商业化是小农户融入现代市场的重要途径。然而，土地碎片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以及高昂的交易成本仍然制约着小农户的市场参与。本研究利用2020年至2022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考察了农业生产外包与小农户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并以作物商业化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分析采用了工具变量策略，利用村级外包采用率中的同伴驱动变异，并在替代性识别假设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外包采用与小农户商业化程度呈正相关。机制分析揭示了三个潜在路径：机械化强度提高、经营规模扩大和作物多样化程度增加。异质性分析显示，收获和节力型服务对外包与小农户商业化的关联影响更为显著，年轻农户群体中该关联更强，而土地碎片化则削弱了这种关系。这些发现将农业外包研究从生产端结果拓展至市场整合层面，凸显了农业服务体系在小农户商业化中的潜在作用。

## 引言

农业商业化在将自给自足型农业体系转变为市场化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被广泛视为发展中经济体农村收入增长和减贫的重要途径（Rajkhowa, 2024；Poole et al., 2013）。然而，许多小农户在市场参与方面面临严重约束。有限的资源禀赋、不完善的要素市场和较高的交易成本往往限制其扩大生产和融入价值链的能力（Zhang et al., 2021；Alene et al., 2008）。此外，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薄弱和合同执行风险进一步提高了进入市场的成本（Courtois and Subervie, 2015；Zhang et al., 2021）。因此，尽管农业部门经历了更广泛的结构性转型，许多小农户仍然仅部分融入农业市场。

这些约束在中国尤为突出，中国仍以小农户生产体系为主导。土地碎片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对农业现代化构成了持续挑战（Lu et al., 2019；Liao et al., 2019；Ren et al., 2023）。在此背景下，农业生产外包服务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中国农业部门迅速兴起。通过外包，小农户将土地准备、播种、喷药和收获等特定生产环节委托给专业服务提供商。这种安排使小农户无需扩大土地持有量即可获得机械化作业和专业农业服务（Ren et al., 2019）。在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政府政策支持下，农业生产外包服务近年来迅速扩展，已成为解决小农户生产约束的重要制度安排（Qian et al., 2022）。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重要但尚未充分探讨的问题是：农业生产外包服务与小农户融入农业市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本研究运用工具变量方法考察外包服务与小农户农业商业化的关联，并探索该关系背后的潜在路径。利用2020年至2022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分析探究农业生产外包服务是否与更高的商业化水平相关，并考察与机械化采用、经营规模扩大和作物多样化相关的潜在渠道。

日益丰富的文献考察了农业外包服务的经济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外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采用，并影响农户收入和要素配置（Mwalupaso et al., 2019；Xu et al., 2025；Qiu et al., 2021）。同时，大量文献记录了农业商业化对农村发展和市场整合的重要性（Abafita et al., 2016；Kim et al., 2016）。近期研究开始探索农业服务和机械化如何影响市场参与和商业化结果（Zhang et al., 2025a；Lin et al., 2023；Shi et al., 2024）。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外包服务与小农户商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仍相对缺乏研究，尤其在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体系中更为如此。具体而言，以下三个问题尚未充分探讨：外包与市场整合程度之间的联系；外包与商业化之间的潜在路径；以及这些关系在不同农场结构特征和服务环节属性上的异质性。

本文做出了三个潜在的边际贡献。第一，丰富了关于小农户农业商业化的决定因素和潜在路径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市场准入条件（Barrett, 2008；Dillon and Barrett, 2017）、农户内部生产多样化（Asfaw et al., 2012；Michler and Josephson, 2017）以及农业价值链整合（Hall et al., 2017；Reardon et al., 2024）的角度解释小农户商业化的差异。本文从新兴农业服务市场的视角出发，考察生产外包与小农户商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外包与市场整合相关的潜在路径，凸显了服务型制度安排在塑造小农户商业化转型中的潜在作用。

第二，本文拓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外包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在交易成本框架下，外包被视为一种在要素市场不完善时重新配置自产生产与外购服务边界的制度安排（Coase, 1937；Williamson, 1979）。已有实证研究主要从生产效率（Mwalupaso et al., 2019）、技术采用（Xu et al., 2025）和经营规模扩大（Qiu et al., 2021）的角度评估外包的经济后果，表明外包可能通过缓解内部能力和协调约束来改善小农户的经济表现。本文将市场整合程度纳入农业外包的分析框架，考察外包是否与更高的商业化水平相关，特别关注与机械化、经营规模扩大和作物多样化相关的潜在路径，从而拓展了关于外包服务更广泛经济后果的文献。

第三，本文从异质性角度为外包与商业化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已有研究主要估计外包对总体生产结果的平均效应（Deng et al., 2020；Mi et al., 2020），而对这类关系如何随农场结构特征和服务环节属性变化的讨论相对有限。从家庭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外包的隐含意义不仅取决于是否采用服务，还取决于哪些生产环节被外包以及哪些类型的农场采用它们（Foster & Rosenzweig, 2022）。小农户的商业化程度不同于二元参与指标或总销售价值，因为它捕捉了市场参与强度，因此可能随人口构成、土地禀赋和服务类型的不同而变化。通过考察生产环节、服务类别、农户代际和土地碎片化方面的异质性，本文探索了外包与小农户商业化更紧密相关的条件。超出中国背景之外，这些发现也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类似的情况，这些地区土地碎片化、劳动力短缺和要素市场不完善普遍存在，表明新兴农业服务市场可能代表了一条农业现代化路径，而无需大规模土地整合（Dillon & Barrett, 2017）。

本文其余部分依次介绍理论框架、数据和估计策略、实证分析，最后进行结论、政策含义和局限性的讨论。

## 分节内容

### 外包、交易成本与商业化

农业商业化是指农民从自给自足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转变的过程，其特征是产出进入市场交换的比例增加以及市场参与的稳定性提高（Mutea et al., 2025；Ogutu and Qaim, 2019）。在农业家庭模型下，当要素市场不完善时，生产和消费决策同时受到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共同影响。

###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来自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的微观调查数据，该调查由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主持实施。CLES包含2020年至2022年的三轮数据收集。基线调查于2020年开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设计，在江苏省13个地级市结合按规模分配的概率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

### 基准结果

表3报告了农业生产外包与商业化关联的基准OLS估计结果。四个模型逐步扩展控制变量集。列（1）仅包含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和（3）依次加入户主、户特征和土地特征变量；列（4）以县域-年份固定效应替代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县域特定时间变化冲击。

注：采用稳健标准误。

### 结论

农业生产外包服务已成为小农户在不扩大资产所有权或管理负担的情况下获取专业生产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利用涵盖2020年至2022年包含替换观测值的非平衡轮换家庭面板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外包如何与小农户商业化程度相关联，并探索了这一关系背后的潜在路径。

###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左兴宜：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软件、方法论、概念构思。李厚建：软件、方法论、资金获取、概念构思。程雅：可视化、监督。王承：监督、方法论。曹安迪：验证、软件。

### 伦理声明

作者声明本研究不涉及人类或动物实验对象。

###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没有已知可能影响本文所报道工作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 致谢

本研究由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2025NSFSC1933。作者感谢所提供的支持。作者也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深刻意见和宝贵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极大地改进了本稿。

左兴宜于2023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获得国际金融经济学硕士学位。目前她在四川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和农村发展。其研究成果已被同行评审期刊接受发表，包括《Ecological Economics》《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Agricultural Economy》《Rural Economy》等。

左兴宜 | 李厚建 | 程雅 | 王承 | 曹安迪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