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循环：性客体化对女性报复性地将男性非人性化的影响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The vicious cycle: Effect of sexual objectification on women's retaliatory dehumanization of men

　　

# 摘要

关于性别关系的研究已记录了男女之间相互对抗的态度和行为。本研究从性客体化与非人化的视角考察了敌意的性别间关系，具体检验了以下假设：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会引发女性对男性的报复性非人化，并探讨其潜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共通过四项研究进行验证。研究1采用大规模社交媒体数据（N = 127,975）和区域搜索行为，发现省级的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水平可以预测女性对男性的非人化。此外，慢性（研究2和研究3；研究2的N = 121，研究3的N = 235）和实验诱导的（研究4，N = 270）性客体化经历导致女性对男性进行非人化，无论是针对男性群体（研究2和研究3）还是针对个体施害者（研究4），在感知层面（研究2至4）和行为反应层面（研究4）均有体现。我们进一步发现，元非人化是女性性客体化经历与其对男性非人化之间独特的中介机制，而性客体化的享受程度调节了这一过程。在报告对性客体化有较高享受程度的女性中，女性的性客体化经历与对男性的报复性非人化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显著。这些发现为性别间互动和关系的研究文献做出了贡献，并讨论了相关启示。

# 引言

虽然所有个体在生物学上都属于人类物种，但人们往往未能将他人视为完整的人，尤其是那些来自边缘化群体的人（Morehouse等，2023）。否认他人完整人性的倾向被称为非人化（Haslam & Loughnan, 2014），在群际和人际情境中已被广泛研究，例如性别间关系（见Kteily & Landry, 2022的综述）。鉴于其固有的层级性质（Gwinn等，2013），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作为对象（例如，Morris等，2018；Salmen & Dhont, 2021）。相比之下，对男性的非人化仍然缺乏研究，通常仅在男性属于被污名化或边缘化的亚群体时才进行考察，如种族或性少数群体（例如，Fasoli等，2016；Goff等，2014）。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被非人化的实例，且以女性为施害者的情况，已在多个文化背景下被多项实证研究记录在案。美国的男性报告称遭遇来自女性的公开和隐性非人化，包括性别化的贬低言论，如"男人是猪/狗"（Haines等，2023；Swim等，2001）。类似地，在中国网络空间中，以男性为目标、通常源自女性的显性非人化批评已被记录，包括诸如"蝈蝻"和"蝻的"等表述（Li & Peng, 2024; Xue & Rose, 2022）。

因此，本研究探讨性别间非人化恶性循环的前因后果及其潜在机制。借鉴客体化理论（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和相互非人化理论（Kteily等，2016），我们提出女性的性客体化经历可能引发对男性的报复性非人化。具体而言，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提高了女性的元非人化感知，从而增加了非人化男性的倾向。此外，我们探索了性客体化享受程度作为缓解这种报复意图的潜在边界条件（Liss等，2011）。

性客体化将个体，尤其是女性，简化为其性身体部位，而忽视其内在品质（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在层级权力结构中，女性不成比例地遭受性客体化（例如，Calogero等，2021；Loughnan等，2015）。在主流媒体中，女性的外貌和性特征被突出强调，而个人特征则被忽视（见Ward, 2016的综述）。除了媒体呈现之外，性客体化渗透到女性的日常人际经历中（Holland等，2017），表现为身体凝视、身体评论，甚至性骚扰（Gervais等，2018；Kozee等，2007）。

尽管女性也可能客体化其他女性（Strelan & Hargreaves, 2005），但男性对性客体化的接受度更高（Harsey & Zurbriggen, 2021），且比女性更频繁地实施性客体化（Bernard等，2021）。Brinkman和Rickard（2009）发现，女性经历的大多数性别偏见事件，尤其是性客体化，是由男性实施的。相应地，先前的研究表明，女性对对她实施客体化的男性采取防御甚至攻击性的反应。女性并不将客体化解读为良性或奉承，而是主动抵抗这种对待（Shepherd等，2023），并通过疏远或攻击性行为来回应（Poon & Jiang, 2020; Teng等，2015）。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消极行为反应（例如，在社交互动中减少说话时间）仅当客体化由男性实施时才会出现，而不会因女性实施客体化而出现（Saguy等，2010）。

因此，本研究探讨女性是否通过对男性实施报复性非人化来回应男性的性客体化。我们进一步提出，这种相互非人化源于女性的元非人化。

性客体化本质上是对目标对象的非人化，尤其是女性。将注意力集中于女性外貌会使观察者忽视其内在属性（Heflick & Goldenberg, 2009）。同样，被性客体化的女性被认为拥有较少的能动性（Cikara等，2011; Loughnan等，2010），并以类似物体的分析性方式被处理，而非通过通常保留给人刺激的整体处理方式进行（Bernard等，2019）。在此基础上，Morris等（2018）证明，强调女性的性吸引力或外貌会分别显著降低对其人类独特性和人性特征的归属。

个体会形成元知觉，即关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信念（Vorauer等，1998）。与本研究更为相关的是，元非人化指的是认为他人未将自己视为完整的人的感知（Kteily等，2016）。收到外貌评论或回忆先前性客体化经历的女性报告了更高的元非人化（Chevallereau等，2021a; Chevallereau等，2021b）。同样，带有性客体化色彩的辱骂用语（如"荡妇"和"娼妓"）、职场性客体化以及性骚扰都会增加女性被非人化的感知（Cervone等，2025; Demoulin等，2023; Moor等，2013），这表明女性能够敏锐地识别性客体化背后的非人化暗流。

重要的是，元非人化应与感知到的性别歧视和感知到的客体化区分开来。感知到的性别歧视涉及认识到自己因性别而受到偏见对待，感知到的客体化涉及认识到自己被当作身体或他人使用的工具。元非人化则涉及进一步的推断，这种推断可能是但不一定由前者引发：即对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前者捕获的是对所受待遇的评价，而元非人化捕获的是关于自己在对方眼中被根本如何看待的信念。因此，女性可能将所受的待遇感知为性别歧视或客体化，而不一定得出自己被否认了人性的结论。

与这一区分一致，元非人化在相关元知觉（如元偏见）之上独特地预测了敌意的人际和群际结果（Kteily等，2016; Landry等，2022）。更重要的是，元非人化模型（Kteily等，2016）概述了一个相互非人化的过程，即被非人化的感知增强了身份威胁和报复动机，导致个体反过来对施害者实施非人化。这一过程在多种不同的群际情境中得到了持续验证（Hartley等，2022; Kteily & Bruneau, 2017; Landry, Ihm和Schooler, 2022; Landry, Schooler, Willer和Seli, 2023）。据此，当女性感知到自己被男性客体化者非人化时，她们可能会通过非人化男性来进行报复。因此，我们假设男性的性客体化会导致女性对男性的报复性非人化（假设1），且这一效应由元非人化中介（假设2）。

女性对性客体化的消极体验存在差异。根据客体化的平衡假设（Gervais等，2019），当客体化被视为奉承或与个人的自我认知相一致时（例如，拥有积极身体形象的人收到奉承性的客体化评论），其消极体验会降低。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关注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与女性对男性的报复性非人化之间关系的一个潜在调节变量，即性客体化的享受程度。性客体化的享受程度指的是女性在多大程度上积极看待来自男性的与外貌和性相关的关注并从中获得乐趣（Liss等，2011）。性客体化享受程度较高的女性倾向于报告对客体化者有更高的感知温暖（Riemer等，2020），并将客体化行为视为骚扰程度较低（Kimble等，2016）。关键的是，性客体化享受程度较高的女性倾向于支持更高水平的性别歧视并表现出更大的自我客体化（Liss等，2011）。综合这些发现，具有更高性客体化享受程度的女性可能将男性的性客体化解释为否认其人性的程度更低，因此较少倾向报复性非人化男性。因此，我们提出性客体化的享受程度调节性客体化对女性非人化男性的效应。具体而言，对于性客体化享受程度较高的女性，对男性的报复性非人化将不那么显著（假设3）。

## 各章节摘要

**本研究概述**

通过四项研究，我们考察了男性的性客体化对女性非人化男性的效应。具体而言，研究1利用档案数据和大规模社交媒体文本数据，评估省级的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是否预测女性对男性的非人化。研究2和研究3对样本和学生及社区样本进行调查，考察女性的慢性性客体化经历是否与女性非人化男性群体的倾向相关。

**研究1**

研究1旨在在高生态效度的情境中初步考察性客体化对女性非人化男性的效应。具体而言，我们利用BERT模型分析大规模社交媒体文本数据，以评估女性用户对男性表达的非人化程度。此外，我们利用百度指数来量化省级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水平。

**研究2**

研究2的目的是调查女性的男性性客体化经历是否与其非人化普通男性群体的倾向正相关。为排除观察到的效应可能反映客体化之后普遍存在的消极态度和行为倾向（Poon等，2020）的替代解释，我们也评估了对普通女性群体的非人化。

**研究3**

研究3有两个目的。首先，研究3测量了参与者的性客体化享受程度，并考察其在男性性客体化经历通过元非人化对非人化普通男性群体产生间接效应中的调节作用（假设3）。其次，为增强普适性，我们招募了更广泛的社区样本并测量了参与者的性取向。Xiao和Wang（2021）发现，同性恋女性报告的性别歧视水平较低。

**研究4**

研究4有三个目的。首先，研究4通过实验操纵女性的性客体化经历来检验其对非人化男性施害者的因果效应。其次，测量了亲社会行为以进一步调查这种报复性非人化的下游行为后果。第三，测量了女性的情绪并进行统计控制（Poon等，2020），以确定元非人化是否独特地中介了观察到的效应。

**总体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女性对男性的非人化作为对男性实施的性客体化的报复及其边界条件。尽管性客体化长期以来已被认可为针对女性的一种基于性别的非人化形式（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且其对女性有害的后果已有充分记录（见Ward等，2023的综述），但当前研究通过阐明双向非人化动态扩展了这一研究文献。

**结论**

基于客体化理论和元非人化模型，本研究考察了性客体化如何作为女性非人化男性的前因。具体而言，性客体化可能导致女性感到被男性施害者非人化，这进而增加了她们非人化这些施害者的倾向。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受到性客体化享受程度的调节：报告对性客体化有更高享受程度的女性所经历的体验较低。

**伦理考量**

所有研究均获得了相关机构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所有研究均按照《赫尔辛基宣言》和美国心理学会的伦理标准进行。

**参与者知情同意**

所有参与者均已获得知情同意。

**作者贡献声明**

胡本军：撰写—原稿、调查、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思。

黄泽生：撰写—原稿、项目管理、正式分析。

黄_manyu_：撰写—原稿、调查。

滕飞：写作——审阅与编辑，监督指导，经费获取，概念构思。

出版同意
不适用。

资助声明
本研究得到以下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3711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2YJA630079]；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2JJD190004]。

利益冲突声明
本手稿已由所有署名作者阅读并批准。与本文发表无已知的利益冲突。

胡本军 | 黄泽生 | 黄梦玉 | 滕飞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