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职成年人的职场正念需求与心理健康

《Discover Public Health》：Workplace mindfulness demand and mental well-being among employed adults in Singapore

　　

摘要 引言：职场压力在新加坡日益成为一项公共卫生关切，然而对职场正念的需求及其在实施过程中的障碍与促进因素仍缺乏充分描述。 目的：评估新加坡在职成年人的感知压力、正念知识与实践，以及其对职场正念项目的需求、实施障碍与促进因素。 方法：2024年6月15日在新加坡七个高人流地点开展了一项横断面混合方法调查。通过便利抽样招募能够用英语交流的在职成年人，完成一项包含17个条目的调查问卷，涵盖社会人口学信息、感知压力量表-4（PSS-4），以及正念知识、实践、障碍与促进因素。PSS-4条目按0–4计分，其中两个正向表述条目反向计分（总分0–16）。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R软件中的多变量回归对实践者与非实践者进行比较。 结果：在223名参与者中，PSS-4平均得分为6.13（标准差2.60；中位数6，四分位距5–8），62.3%的参与者得分达到或超过≥6的参考阈值，其中中度压力是最常见的区间（39.0%）。74.0%的参与者了解正念，65.9%有正念实践。仅37.7%报告其工作场所提供正念项目，但87.0%表示若正念实践被纳入工作时间内则愿意参与。主要障碍为缺乏受保护时间（26.5%）和组织层面项目缺失（11.7%）；主要促进因素为受保护时间（29.6%）以及管理层和同伴支持。感知压力在实践状态间无显著差异（W=5863.0，p=0.541），经调整后仍无显著关联（β=0.12，p=0.754）。 结论：近三分之二的参与者得分达到或超过与升高倦怠风险相关的PSS-4阈值，职场正念需求明显，但参与受到缺乏受保护时间和组织支持的限制。自我报告的正念实践与较低的感知压力无显著关联。由于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研究，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但研究提示，缺乏结构化、组织嵌入式项目的个体实践可能不足以产生效果。

新加坡在职成年人的职场正念需求与心理健康：一项横断面混合方法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职场压力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普遍的问题，在新加坡同样受到持续关注，其对员工的心理、身体和社会福祉均产生深远影响。高强度的工作要求、长时间工作和持续增长的绩效压力显著推高了员工的压力水平，并进而对个人、组织和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慢性压力可导致心血管疾病、心理健康障碍和肌肉骨骼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降低生活质量并增加医疗成本。此外，职场压力还会导致生产力下降、缺勤率上升和员工流失率升高，最终影响组织绩效和经济增长。据新加坡卫生部2019年的一项研究，心理健康障碍位列新加坡疾病负担前四大原因，占总疾病负担的8.3%。

在此背景下，正念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其特征是对当下体验保持专注而有意识的觉察，可通过冥想等实践加以培养，近年来作为改善员工福祉和绩效的潜在干预手段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尽管正念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对正念实践在工作场所实施的需求、具体障碍和促进因素的理解仍然有限，尤其是在新加坡的语境下。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正念干预的有效性验证，而较少系统性地考察员工对职场正念的真实需求、参与意愿、实施障碍和促进条件。这一研究空白使得组织在设计正念干预项目时缺乏基于本地数据的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该研究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健康长寿学院健康长寿人才孵化器项目开展，采用街头访谈与在线调查相结合的横断面混合方法设计。研究于2024年6月15日8:00至17:00在新加坡七个高人流地点（乌节路、多美歌、武吉士、大巴窑、丹戎巴葛、索美塞和港湾）进行数据收集。纳入标准包括能够用英语交流、目前在政府或私营部门就业、主要居住在新加坡。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共招募223名在职成年人参与。

调查工具为一份包含17个条目的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人口学信息部分收集性别、年龄、公民身份、民族、教育水平和就业部门等信息。感知压力水平采用Cohen等人开发的感知压力量表-4（PSS-4）测量，该量表包含四个条目，采用0–4分的李克特量表计分，其中两个正向表述条目（Q2和Q3）反向计分后求和，总分范围为0–16。正念实践部分评估参与者对正念的认知、个人正念实践情况、工作场所正念项目提供情况以及参与障碍和促进因素。

开放性回答采用归纳式内容分析，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Cohen's kappa系数在第一轮编码中为0.71–0.80，经讨论修订后第二轮编码达到0.83–0.94。定量分析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实践者与非实践者的压力水平，并拟合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调整社会人口学混杂因素。所有定量分析在R软件中完成。

三、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223名参与者中，多数为千禧一代（48.9%）、女性（55.6%）、本科教育程度（54.7%）、华族（72.7%）、新加坡居民（79.4%）和私营部门就业者（59.2%）。

感知压力水平：参与者PSS-4平均得分为6.13（标准差2.60），139人（62.3%）得分达到或超过≥6的参考阈值。按五级分类，中度压力是最常见区间（39.0%），47.5%的参与者处于中度或以上压力水平，8.5%报告高或极高压力。Mann–Whitney U检验显示，正念实践者（中位数7）与非实践者（中位数6）之间的压力水平无统计学显著差异（W=5863.0，p=0.541）。多变量回归调整后，正念实践与感知压力仍无显著关联（β=0.12，p=0.754）。代际群体是唯一与感知压力显著相关的协变量：相对于千禧一代，Z世代得分更高（β=0.93），X世代（β=-0.97）和婴儿潮一代（β=-2.45）得分更低。模型解释的方差有限（调整后R2=0.068）。

正念认知与实践：74.0%的参与者表示了解正念，最常见的理解主题为"自我觉察与冥想"（23.9%）和"情绪稳定或内心平静"（23.3%）。65.9%报告有个人正念实践，最常见的实践方式为冥想（29.6%）和瑜伽等体育锻炼（23.5%）。

障碍与促进因素：参与职场正念的主要障碍为缺乏受保护时间（26.5%）、组织项目缺失（11.7%）、工作负荷压力（11.3%）和企业环境中正念污名化（8.7%）。主要促进因素为受保护时间（29.6%）、同伴鼓励（14.3%）和管理层支持（13.9%）。

项目提供与参与意愿：仅37.7%的参与者报告其工作场所提供正念项目，但87.0%表示若正念实践被纳入工作时间则愿意参与。在项目形式偏好方面，自我引导练习（32.3%）和面对面课程（30.0%）最受欢迎，其次为小组工作坊（21.5%）。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尽管大多数参与者熟悉正念且许多人有个人的正念实践，但工作场所的正念支持仍然有限，项目供给与参与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反映出对结构化职场正念干预的未满足需求。自我报告的正念实践与较低感知压力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这一发现不应被解读为正念无效，而可能归因于实践频率、时长、类型和规律性等细节未被测量，以及压力较高者更可能开始正念实践的反向因果偏倚。代际差异提示正念供给可能需要根据职业阶段进行差异化设计，年轻员工应获得更多关注。

组织文化对正念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提供受保护时间、管理层认可和同伴鼓励能显著提升参与度和有效性。参与者偏好灵活的多种项目形式，组织应提供多样化选择以满足不同学习风格和时间限制的员工需求。正念在职场中被视为"软技能"的污名化问题需要通过教育和将正念定位为经科学验证的生产力与心理健康工具来克服。

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跨七个高人流地点的招募策略和结合验证性压力测量与开放性回答的混合方法设计。局限性包括便利抽样可能导致的代表性不足、自我报告数据的回忆偏倚和社会期望偏倚、正念实践仅以二元变量测量的信息缺失，以及未测量工作负荷和组织支持导致的残余混杂。

结论：新加坡近三分之二的受调查在职成年人（62.3%）得分达到或超过与升高倦怠风险相关的PSS-4参考阈值，中度压力是最常见的单一区间。正念兴趣较高，但自我报告的正念实践与较低的感知压力无显著关联。参与主要受限于缺乏受保护时间和组织支持不足，强调了在实施正念项目时需要专门时间和支持性的职场文化。研究为新加坡及类似高压力工作环境中的组织设计和实施有效的正念减压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其成功取决于实施过程中对结构性和文化性因素的关注。该论文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