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发展、农业技术效率与农民收入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Family farm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farmers’ income

　　

本研究利用中国2013年至2024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家庭农场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采用在地级市层面聚类标准误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使用可变规模报酬下的数据包络分析（DEA-VRS）来测度区域农业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尽管其幅度较为温和。工具变量估计证实了这一关联的稳健性，其系数显著大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结果，揭示了一种负向选择模式，即家庭农场在农业条件较弱的地区发展更为迅速。机制检验表明，农业技术效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直接渠道则发挥着主导作用。基于交互项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增收关联在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显著更强，这与组织创新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相一致。这些发现为理解家庭农场发展的区域收入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论文解读：《家庭农场发展、农业技术效率与农民收入》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议题。然而，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多重约束：经营性收入受限于生产成本上升和收购价格低迷；工资性收入易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农业补贴政策的空间日益收窄。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改善农业组织形式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内源性收入增长，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农户层面的收入效应，而关于区域性农业经营主体结构变化与农民收入的系统性关系探讨不足。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其中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兼具适度规模经营特征的家庭农场，被视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组织形式。然而，多数研究集中于农场层面的效率或收入效应，对家庭农场在区域层面的扩张如何通过更广泛的结构性路径影响收入结果的探讨有限。为此，该研究旨在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家庭农场发展对区域农民收入的影响，并特别关注农业技术效率的中介作用，为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区域层面的增收机制提供经验证据。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二、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一个覆盖2013至2024年、包含288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集，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企研中国农业研究数据库（CCAD）、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省市级统计公报。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其一，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控制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并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其二，为应对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构建了城市地形坡度与省份层面（剔除本城市后）平均家庭农场数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识别；其三，采用投入导向的可变规模报酬数据包络分析（DEA-VRS）模型测算各城市的农业技术效率；其四，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业技术效率在家庭农场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并使用Bootstrap方法（5000次重抽样）进行显著性检验；其五，通过引入交互项的方法，从区域、粮食主产区和经济发达程度三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研究发现，家庭农场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当期弹性系数为0.0053（p<0.05），滞后一期的系数为0.0041（p<0.10）。经济显著性方面，家庭农场数量每增加10%，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增长0.053%。考虑到样本期间家庭农场年均增长率约为25%，其对农民收入的年人均贡献约为19元。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收入增长，而非农产业占比和人均耕地面积呈现负向系数。

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第一阶段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53.50，远高于弱工具变量临界值。第二阶段系数为0.0457（p<0.01），显著大于OLS估计值，表明存在负向选择偏差，即家庭农场在农业基础较弱的地区发展更快。在控制了省级时间变异特征和城市特定线性时间趋势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保持稳定（0.0432-0.0457）。多项稳健性检验（排除疫情年份、剔除极端值、排除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控制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均支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3. 中介机制分析

家庭农场发展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217（p<0.05），验证了假设H2。在加入技术效率变量后，家庭农场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为0.0048（p<0.10），技术效率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0255（p<0.05）。间接效应为0.000534，Bootstrap检验的95%置信区间为[0.000079, 0.00111]，不包含零，表明技术效率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0.1%，表明直接渠道（如土地流转收入、就业吸纳、示范效应等）发挥主导作用。

4. 异质性分析

交互项分析显示，家庭农场的增收效应在西部地区显著强于东部地区（交互项系数0.0088，p<0.05），而在东北地区呈显著负向（交互项系数-0.0200，p<0.01）。在非粮食主产区的效应显著强于粮食主产区（交互项系数-0.0069，p<0.05）。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效应显著强于发达地区（交互项系数-0.0019，p<0.01）。这一“逆向分布”格局符合组织创新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逻辑，即在农业基础薄弱地区，家庭农场填补组织空白产生的边际增收效应最大。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指出，家庭农场发展与农民收入呈正向关联，但经济效应相对较小，仅靠增加家庭农场数量难以产生大规模的区域收入增长。技术效率是一个传导渠道，但其贡献有限（仅占10.1%），较大比例的直接效应可能源于土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济、规模化经营创造的就业机会、对小农户的示范效应以及参与农业价值链带来的议价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增收效应的“逆向分布”特征，在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甚至出现负向趋势，反映了这些区域面临的制度和生产约束。基于此，研究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一是优先关注运营质量而非数量扩张，建立严格的注册退出机制并将财政信贷支持与实际经营指标挂钩；二是培育多元化增收渠道，兼顾生产端效率改进和市场端价值链参与；三是根据区域农业基础实施差异化政策，在西部等薄弱地区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成熟地区促进功能互补，在粮食主产区配套粮价支持和补贴优化政策。研究局限性包括：家庭农场数量指标未能捕捉经营质量差异、地级市层面的DEA-VRS效率测度掩盖了内部异质性、聚合数据无法稳健识别直接渠道的具体机制，以及研究结论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推广性有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