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Hypertension prevention attitudes and propensity to achieve a healthy lifestyle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adults at increased risk: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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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高血压（hypertension）是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可改变风险因素。本研究旨在确定中青年人群对高血压预防的态度，检验这些态度与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之间的关系，并识别其社会人口学及健康相关预测因素。
**方法**：本描述性横断面研究纳入
摘要
**引言**：高血压（hypertension）是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可改变风险因素。本研究旨在确定中青年人群对高血压预防的态度，检验这些态度与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之间的关系，并识别其社会人口学及健康相关预测因素。
**方法**：本描述性横断面研究纳入351名未确诊高血压但至少有一种与高血压风险增高相关的慢性疾病的成年人。数据于2025年2月至8月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收集，采用经验证的自填式问卷，包括人口学信息表、高血压预防态度量表（ASPH）和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量表（PAHLS）。采用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和层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关系及相关因素，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
**结果**：平均年龄为30.73 ± 11.20岁；67.8%为女性。高血压预防态度量表平均得分为106.37 ± 12.31（范围26–130），表明态度积极，而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量表平均得分为18.93 ± 4.96，处于中等水平。两个量表之间存在显著的低度正相关（r = 0.186；p < 0.001）。三个变量与预防态度独立相关，解释了17.5%的方差（均p < 0.05）：小学教育（β = ?0.280）、既往未接受高血压教育（β = ?0.175）和较高的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β = 0.153）。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在社会人口学和健康变量基础上仅增加了小而显著的增量（ΔR2 = 0.022，p = 0.003）。
**结论**：尽管该高危、血压正常样本的预防态度总体积极，但感知到的行为改变准备度和自我效能仍仅为中等水平，表明态度与准备度之间存在不一致，而非已证实的“态度-行为差距”（attitude-behavior gap），因为行为本身未被测量。教育水平和结构化高血压教育与预防态度的相关性最强，凸显了针对低教育水平群体尽早实施预防性干预的重要性。由于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这些关联不应被解释为因果关系。
**论文解读：高血压预防态度与健康生活方式倾向——来自高危中青年人群的横断面证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仍居全球死因首位，而高血压（hypertension）是其最重要的可改变风险因素。全球约13亿高血压患者中，三分之二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全球队列研究显示，包括收缩压在内的可改变风险因素占心血管疾病总病例的一半以上，且血压在预防方面具有最高的潜在价值。生活方式改变等一级预防措施已被证实可降低年龄标化的心血管死亡率。成年人的健康饮食与规律体力活动可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与死亡风险，且健康生活方式在社会经济地位与高血压之间起中介作用，健康行为与较低的高血压风险相关。因此，个体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倾向构成了预防的行为基础。
然而，态度虽是预防行为采纳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已有证据表明积极态度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预防行为。健康素养与健康生活方式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教育水平则与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持续相关。值得关注的是，高血压在年轻人中日益普遍，但针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和教育倡议仍显不足。在护理领域，生活方式咨询、血压评估和患者教育是高血压护理的核心要素；以患者健康态度与信念为中心、强调护患共同决策的中域护理理论，提示评估预防态度和行为倾向不仅具有描述意义，更能确定护理干预的起点。尤其在内科护理中，护士常面对尚未发生高血压但已累积心血管代谢风险的成年人，这类人群已与卫生服务保持定期接触，但高血压一级预防很少正式纳入其随访管理中，使其成为护理主导干预的高产出且易达成的目标群体。
目前文献对高血压预防态度的水平、态度与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之间的关系及其社会人口学决定因素，尤其是针对中青年人群的系统研究尚不充分。为此，本研究在至少患有一种与高血压风险增高相关的慢性疾病、但未诊断高血压的成年人中，旨在：（a）描述高血压预防态度的水平；（b）检验该态度与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之间的关系；（c）识别预测该态度的社会人口学和健康相关因素。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描述性横断面设计，于2025年2月至8月通过在线问卷收集数据，采用滚雪球抽样法经社交媒体平台（WhatsApp、Telegram、Facebook、Instagram、X等）分发问卷。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土耳其语读写能力良好且居住在土耳其、无高血压诊断且未服用降压药、至少存在一种已知与高血压风险升高相关的慢性疾病（代谢性、肾脏、内分泌或睡眠相关疾病），并在线提供知情同意。最终纳入351名18–59岁参与者。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自制的人口学信息表、Albayrak和?engezer开发的高血压预防态度量表（Attitudes Scale towards Prevention of Hypertension, ASPH），以及Brostr?m等开发、Kes等进行土耳其语改编的实现健康生活方式倾向量表（Propensity to Achieve Healthy Lifestyle Scale, PAHLS）。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Welch校正的t检验和Welch ANOVA、Pearson相关以及层次多元线性回归，使用HC3稳健标准误处理异方差，并通过敏感性分析和Tukey双权估计稳健回归验证结果。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与量表得分概况**：351名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30.73 ± 11.20岁，平均BMI为24.52 ± 4.03 kg/m2；67.8%为女性，59.8%为未婚，51.6%拥有学士学位，81.2%既往未接受过高血压教育；9.4%报告存在两种及以上慢性疾病。ASPH总均分为106.37 ± 12.31（可能范围26–130），分布左偏，表明总体预防态度积极；PAHLS均分为18.93 ± 4.96（可能范围6–30），处于量表中间水平，提示感知准备度和自我效能仅为中等。
**按人口学特征的ASPH得分比较**：ASPH得分在教育状态上存在显著差异（Welch ANOVA F(6; 52.4) = 6.40, p < 0.001, ω2 = 0.083）。接受过高血压教育者得分显著高于未接受者（t(93.3) = 3.66, p < 0.001, g = 0.52）。Games-Howell事后检验显示，差异主要存在于大学前教育与大学教育群体之间：小学（均差=14.15, p = 0.025）、初中（均差=8.00, p = 0.002）和高中（均差=6.13, p = 0.029）毕业者得分显著低于学士学位持有者；小学毕业者还显著低于博士学位持有者（均差=16.93, p = 0.038）。性别、婚姻状况、收入和多病共存方面无显著差异。
**相关分析**：ASPH总分与PAHLS总分呈显著低度正相关（r = 0.186, p < 0.001），与教育状态呈中等正相关（r = 0.308, p < 0.001）；与年龄（r = 0.025, p = 0.644）和BMI（r = 0.021, p = 0.696）无显著相关性。
**多元回归分析**：层次回归模型第一块（性别、婚姻状况、年龄、BMI、收入水平、教育水平、既往高血压教育、多病共存）解释了预防态度15.3%的方差（R2 = 0.153, p < 0.001）；第二块加入PAHLS总分后，增量贡献为2.2个百分点（ΔR2 = 0.022, ΔF(1, 335) = 9.05, p = 0.003；HC3稳健Wald F = 7.68, p = 0.006），最终模型解释17.5%的方差（R2 = 0.175, p < 0.001）。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小学教育（B = ?15.227, β = ?0.280, p = 0.001）、初中教育（B = ?9.047, β = ?0.139, p < 0.001）、高中教育（B = ?5.280, β = ?0.146, p = 0.008）、未接受高血压教育（B = ?5.490, β = ?0.175, p = 0.002）、PAHLS总分（B = 0.381, β = 0.153, p = 0.006）。性别、婚姻状况、年龄、BMI、收入和多病共存均无显著关联。回归诊断显示无显著共线性（VIF 1.06–2.96），最大Cook距离为0.116，Durbin-Watson统计量为1.96。排除6个极端值后方向与显著性保持不变；Tukey双权稳健回归亦主要结果一致。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发现样本总体预防态度积极，但感知到的健康生活方式改变准备度和自我效能仅为中等水平，研究人员将其定义为“态度-准备度差距”（attitude-readiness gap），以区别于严格意义的态度-行为差距。这一区分具有理论重要性：前者将约束定位于个体评估自身行动能力的早期环节，与跨理论模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中自我效能控制从思考期向准备期和行动期转变的命题一致。护理实践上，对于态度积极但准备度不足的个体，动机性访谈和结构化目标设定等行为导向方法可能比单纯信息提供更为有效。
教育水平是与预防态度相关性最强的因素。以学士学位持有者为参照，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者得分分别低15.2、9.0和5.3分，而副学士、硕士和博士层次与学士层次无显著差异。尽管相邻类别间未做正式区分的统计检验，且部分类别样本量较小（仅10–19人），但总体上差异集中在大学前教育水平。小学毕业者的得分差距超过量表一个标准差（SD = 12.31），即使经敏感性分析衰减至8–11分，仍在所有规格下保持显著。这提示非高等教育背景的成年人在护理主导的预防中应受到特别关注，需采用简明语言、可视化材料和回授法（teach-back）等健康素养敏感策略，而非标准书面宣传单。
既往接受过高血压教育者得分显著更高（未接受者低5.49分，β = ?0.175），与多媒体教育和视频健康教育提升预防态度的实验证据一致。然而仅18.8%的参与者曾接受过高血压教育，这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满足需求，而护士在医院和社区环境中均处于可弥补这一缺口的直接位置。
PAHLS与预防态度仅呈低度正相关（r = 0.186），且仅贡献2.2%的增量方差，这量化了态度-准备度差距：教育水平和既往教育在控制后，准备度对态度的预测能力有限。该发现支持将态度与行为准备度视为相互关联但可分离的构念，提示在常规护理中应同时简要评估两者，以识别态度积极但行为能力不足的个体。
年龄、BMI、收入和多病共存未显示显著关联，但研究人员审慎地将这些结果视为不确定而非不存在。年龄和BMI的分布受限（61.5%≤30岁，54.1%正常体重）削弱了检测能力；收入则采用单一三水平主观条目，且在年轻样本中可能反映家庭支持而非社会经济地位；多病共存组仅33人，观察到的近4分差异虽不显著但不可忽视。最终模型解释的方差仅为17.5%，提示风险感知、家族史和健康素养等因素可能发挥额外作用。
该研究发表在《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其意义在于：首次系统评估了未诊断高血压但具多重慢性疾病风险的中青年人群的预防态度及其与行为准备度的关系，为护理主导的一级预防提供了实证依据——即应超越单纯知识传播，通过常规评估预防态度、提供顺应个体教育与健康素养水平的定制化教育，并采用增强自我效能的行为导向咨询。研究同时警示，仅靠临床渠道无法覆盖最需要干预的群体，将素养敏感的预防项目延伸至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环境值得评估。未来需采用纵向或干预设计，以确定改善预防态度能否转化为生活方式行为的持续改变，并最终降低高血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