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部分企业感知气候风险而其他企业未能感知——来自物流部门的证据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Why Some Firms Perceive Climate Risks and Others Do Not—Evidence From the Logistics Secto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1日 来源: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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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讨企业如何将气候变化所产生的风险感知为一个渐进过程,并以物流部门为研究焦点。通过整合嵌入性(embeddedness)与资源组态(resource configurations)的视角,本研究推进了关于组织气候风险感知(organizational c

  
本研究探讨企业如何将气候变化所产生的风险感知为一个渐进过程,并以物流部门为研究焦点。通过整合嵌入性(embeddedness)与资源组态(resource configurations)的视角,本研究推进了关于组织气候风险感知(organizational climate risk perception)的研究。基于对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地区22家物流企业的41次半结构化访谈,研究发现企业的资源组态塑造了其感知气候风险的能力:资源丰裕的企业因拥有人力资源冗余(human resource slack)而更擅长处理、记录与气候相关的感官经验,并进行前瞻性演练(anticipatory exercises);相反,资源薄弱的企业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unrealistic optimism),导致准备不足。地域嵌入性(territorial embeddedness)虽能扩展有关气候影响的经验,但组织间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中的嵌入性对气候风险感知的支持有限。总体而言,感官经验与内部资源配置——尤其是用于未来导向思维的人力资本——构成了组织气候风险感知的前因,而气候风险感知是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的关键前提。
**资源组态与嵌入性如何塑造物流企业的气候风险感知——基于奥斯纳布吕克地区的案例研究解读**

气候变化正通过重塑竞争与监管环境,对企业构成持续挑战。与突发性外生冲击不同,气候变化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变化,即“缓慢燃烧”(slow burn),其影响虽逐步显现,却可能对企业竞争格局与战略定位产生深远后果。既有文献表明,企业面对气候挑战的反应存在广泛差异,从主动适应到观望等待不等。然而,在组织能够采取适应措施之前,外部的环境变化必须先被企业所感知。因此,解释风险感知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成为理解组织适应能力的关键前提。现有研究多依赖结构性数据,难以揭示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具体实践以及行动者感知与态度的变化,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黑箱”状态。

针对这一研究缺口,本研究聚焦物流部门,旨在回答两个研究问题:哪些因素促进了气候风险感知?组织资源组态与嵌入性的差异如何塑造企业对气候风险的感知?物流部门之所以成为合适的案例场域,是因为其运营高度依赖可靠的流动性,且物流场地通常具有大面积不透水表面、缺乏绿化等特点,加剧了暴雨、热岛效应等气候风险的脆弱性。然而,有关物流与气候变化的讨论往往集中于该行业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而较少关注其自身面对气候后果的脆弱性。

为捕捉个体行动者的感知与行为逻辑,研究人员采用定性案例研究设计。研究区域选定为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地区,样本来自该地区领先物流协会——Kompetenznetz Individuallogistik e.V.(KNI)的成员企业。研究于2019年5月至2021年2月间共进行41次访谈,其中29次构成核心企业样本,另有与区域经济发展机构、商会及物流行业协会等行动者的补充访谈。访谈指南涵盖企业背景、气候相关风险、组织感知与战略响应四个维度。通过内容分析分类系统(Mayring 2015)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借助MAXQDA软件支持,最终归纳出45个类别并用于3694个文本片段的编码。研究人员构建了资源组态与嵌入性两个加性复合指数,采用预定义的标准化序数量表对多项指标进行编码,并基于k-means聚类方法将企业划分为“资源强/资源弱”与“嵌入强/嵌入弱”四类。

研究结果围绕资源相关因素与嵌入性相关因素展开。在资源维度上,大多数企业意识到气候变化的物理后果,但只有资源丰裕的企业能够系统地将这些影响映射到自身结构与流程中。感官经验是触发风险意识的重要途径,在五家企业中,感官体验是风险认知的主要触发因素;而在资源薄弱的企业中,只有近期造成物质损害的经历才能引起关注。能否有效处理所获经验对风险感知至关重要,这依赖于专业人员的技能,八家资源丰裕企业提到了专家的重要性,而资源薄弱的企业则缺乏此类人员。资源丰裕企业能够且有意识地进行“前瞻性演练”,即在技术、监管发展尚不确定时进行试验以积累经验,八家资源丰裕企业表现出此类行为,而资源薄弱企业中均未出现。此外,两家资源丰裕企业明确开展变革管理,通过审视商业模式与环境变化的一致性来聚焦未来风险。相比之下,资源薄弱企业倾向于以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对待环境发展,六家此类企业显现这一倾向,往往假设短期解决方案足以应对,缺乏将环境变化与企业商业模式、结构及流程相衔接的系统性概念。

在嵌入性维度上,与理论预期相反,网络嵌入性对企业识别气候风险的作用微乎其微。资源薄弱企业认为跨组织交流商业风险的价值有限,认为内部问题的转移过于困难,对来自外部行动者的支持也不予重视。即便是嵌入性较强的企业,也未能充分将网络嵌入转化为适应优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跨地域的嵌入性对风险感知具有更明显的正向影响。五家企业认为,拥有多个位于不同气候与结构性环境中的场址,能够提供更广泛的经验比较,从而提升对气候风险的认知。例如,企业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地点的极端高温影响或暴雨积水情况,来识别环境变化对运营的潜在冲击。这种效应的发挥依赖于组织内部有效的沟通渠道,七家企业通过持续的纵向内部沟通来交换经验与最佳实践。

讨论部分指出,资源组态是风险感知的关键决定因素。感官经验要转化为组织层面的风险感知,必须经过人力资源的处理、系统化记录并投射到未来环境条件中。人力资源冗余的主导作用尤为突出:拥有可调配人力资本的企业能够开展前瞻性演练并参与变革管理,而资源薄弱的企业则因人力资源匮乏而陷入观望等待,加之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最终限制了适应能力。网络嵌入性的效应受到内部资源的强烈调节,只有当企业具备足够的人力冗余来解读和利用网络信息时,网络关系才可能对风险感知产生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外部信息获取对气候风险认知的贡献有限,组织内部的经验生成与处理才是风险感知的主要来源。研究还发现,成长意图对风险感知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因为规划新场址等发展目标迫使企业更深入地预判环境变化。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揭示了企业如何将气候变化感知为一个渐进的环境过程;其次,阐明了内部资源组态在帮助企业识别和解读气候相关发展中的作用;第三,通过显示地域嵌入与网络嵌入对气候风险感知的相关性存在差异,细化了嵌入性理论的理解。研究结论强调,风险感知是组织适应能力的基础,而资源丰裕企业因更强的风险感知能力,可能在气候变化的长期竞争中获取相对优势。中小企业面临的特殊挑战在于,其长期成功取决于能否克服资源约束,并为环境与未来导向思维创造空间。从政策角度看,研究建议针对中小企业提供定向资金支持与技术援助,由行业组织推动知识转移与最佳实践分享,并通过监管激励促进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注意避免对小企业造成不成比例的负担。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外部风险信息采纳受限的机制,并通过跨行业、跨国比较及纵向研究验证和扩展这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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