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Sovereign Credit Ratings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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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政府和企业如何利用主权信用评级（Sovereign Credit Ratings, SCRs）的提升来推动环境友好型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或者选择“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策略。可持续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主体
本研究探讨政府和企业如何利用主权信用评级（Sovereign Credit Ratings, SCRs）的提升来推动环境友好型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或者选择“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策略。可持续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主体的声音与问责制（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VA）规范。本研究基于88个国家的样本，考察了企业在SCRs变化后的环境绩效表现。实证结果表明，评级上调会导致企业次年环境绩效恶化，而评级下调则产生相反效果。此外，研究发现VA正向调节SCRs与环境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研究还揭示了企业对SCRs响应的地理差异：中东和非洲的企业响应最弱，而南亚及东亚-太平洋地区的企业响应最强。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政府和企业必须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论文解读：主权信用评级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第13条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威胁之一。企业部门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其环境行为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企业的环境决策并非仅受内部因素驱动，更深受所在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框架的影响。其中，主权信用评级（Sovereign Credit Ratings, SCRs）作为衡量一国政府偿债能力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关键指标，能够显著影响资本流动、融资条件和企业财务约束，进而可能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深远影响。
现有研究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关于可持续性与主权信用的研究多聚焦于环境或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状况如何影响主权风险，而反向关系——即SCRs变化如何塑造企业环境行为——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第二，针对SCRs企业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融资、投资和创新等领域，未能确定企业是否会因应SCRs变化调整其环境绩效。第三，现有研究未考察国家制度环境（特别是VA因素）如何调节这一关系，也未揭示区域间差异。为此，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空白，探究SCRs变化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联机制。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本研究采用Heckman（1979）选择模型（Heckman Selection Model）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即仅有披露环境绩效的企业可被观测到环境得分，而未披露企业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研究样本涵盖2002年至2020年间来自88个国家的21,927家企业，其中4,022家报告了环境绩效数据。自变量方面，研究人员将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 S&P）和惠誉（Fitch）三大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转换为58分制的综合信用评级（Comprehensive Credit Rating, CCR），并进一步进行对数转换（Logit Transformation）以线性化等级尺度。调节变量VA取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排除限制变量为同行压力（Peer Pressure, PP），定义为同一行业和国家内报告环境绩效的企业百分比。所有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以缓解反向因果问题。
三、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Heckman第一阶段选择方程结果显示，SCRs水平（LCCR）与企业披露环境绩效的概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主权信用越强的国家，企业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然而，第二阶段结果方程显示，SCRs变化（ΔLCCR）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评级上调导致次年企业环境绩效下降，而评级下调则促使企业改善环境绩效。这一发现支持了“增长导向”和“监管放松”渠道的解释——评级提升后，政府可能放松环境规制强度，企业则将资源优先用于扩张而非环保投入；反之，评级下调时，企业为维护声誉和合法性而加强环境表现。
3.2 VA的调节效应
引入VA及其与ΔLCCR的交互项后，研究发现VA本身对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VA正向调节SCRs变化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在VA水平较高的国家——即公民参与政府选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程度更高的环境中——企业更难以牺牲环境绩效为代价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因为利益相关者（投资者、消费者、非政府组织等）的监督和问责压力更强。
3.3 区域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划分为四个区域——拉丁美洲、北美和加勒比地区（LA-NA&C）；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SA-EA&P）；欧洲和中亚（EU-CA）；中东和非洲（ME-AF）——后发现，SA-EA&P地区的企业表现出最强的SCRs与环境绩效负向关联，而ME-AF地区的企业响应最弱。这表明区域制度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差异深刻影响着企业环境行为的敏感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理论上提出了四条SCRs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潜在渠道：监管渠道（regulatory channel）——评级提升可能导致政府放松环境规制；资源渠道（resourcefulness channel）——评级改善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提供环保投资资源；替代渠道（substitution channel）——企业利用环境绩效的信号功能对冲主权风险上升带来的负面信用影响；增长机会渠道（growth-opportunity channel）——评级提升激发企业扩张冲动，若环保投入未同步增加则损害环境表现。这些渠道相互竞争，使得总体关系在理论上是模糊的。
实证结果明确表明，有利的SCRs变化并未自动转化为更好的环境绩效，反而呈现负向关联，这警示政策制定者不能假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带来环境改善。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将分析方向从“可持续性决定主权风险”转向“主权信用信号塑造企业环境行为”；第二，识别了VA作为关键制度调节变量的角色，强调公众参与、言论自由和独立媒体在遏制企业短期环境妥协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揭示了区域差异，为差异化政策设计提供了依据。研究最终呼吁政府和企业协同行动，在享受评级提升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建立激励和监管框架以确保环境可持续性投资不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