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ri Lanka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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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评估了斯里兰卡海洋保护区（MPA）32个分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效性。其中7个分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相容，7个仅受最低程度保护，13个受轻度保护，5个受高度保护，没有完全保护分区。以威胁类型和规模为依据，MPA可分为三个聚类：A类（18个分区）遭受有害捕
研究人员评估了斯里兰卡海洋保护区（MPA）32个分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效性。其中7个分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相容，7个仅受最低程度保护，13个受轻度保护，5个受高度保护，没有完全保护分区。以威胁类型和规模为依据，MPA可分为三个聚类：A类（18个分区）遭受有害捕捞；B类（7个分区）主要为国家级公园，捕捞和锚泊影响较低；C类（7个分区）为保护区（sanctuary），特点是捕捞影响低但锚泊影响高。MPA的管理受到缺乏透明度、沟通、对利益相关者的问责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以及影响与利益分享不足、人员与资金匮乏、缺乏更广阔海景管理的阻碍。管理实践标准将分区分为三个聚类：聚类1（19个MPA，包括所有国家公园）管理问题相对较低；聚类2（8个MPA，包括所有自然保护区）问题发生率较高；聚类3（2个MPA）以信息获取极差为特征，难以进行准确评估。这些分析表明，许多斯里兰卡MPA是“纸上公园”（paper parks），其面临的内外挑战因法律类别而异。提高其保护效果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许多依赖海洋资源的热带国家正经历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斯里兰卡33%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区，海洋生态系统为其提供50%的平均动物蛋白摄入并支撑旅游经济，但沿海生态系统正受到严重威胁。海洋保护区（MPA）是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的广泛使用的保护工具，然而部分MPA只是“纸上公园”，即仅有政府宣告而无实际保护效果，通常伴随治理不力、资金有限、缺乏社会经济激励和社区参与低等问题。为履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斯里兰卡正扩大海洋保护区数量；研究人员基于对地方保护实践的担忧，应用The MPA Guide框架评估斯里兰卡MPA的有效性，以确定纸上公园的出现频率、影响保护区的主要有害活动模式及阻碍其完全运行的因素。研究评估了32个MPA分区，发现仅有5个分区高度保护，没有完全保护分区，许多分区的保护水平不足以可靠产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威胁聚类表明有害捕捞和锚泊在不同法律类别中表现突出，管理条件聚类显示国家公园相对较好、自然保护区问题较多、另有两个保护区信息极度缺乏。论文发表在《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
研究样本为32个MPA分区，来自斯里兰卡野生动物保护局（DWC）和IUCN斯里兰卡2018年名录，并加入之后宣布的Great Basses and Little Basses sanctuary和Kayankerni sanctuary；Hikkaduwa和Pigeon Island的多个管理分区分别计数。研究人员整合130余份政府公报、监测报告、同行评议与非同行评议文献、会议摘要、学位论文及灰色文献，不足时辅以实地经验、专家咨询和观察。关键技术包括：采用The MPA Guide评估保护水平（LoP），按采矿/采油、疏浚/倾倒、锚泊、基础设施、水产养殖、捕捞、非采掘活动逐项评定，并评估36项促成条件（对应Proposed/Committed、Designated、Implemented、Actively Managed等建立阶段）；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并达成共识。统计方法包括对数线性模型、Fisher精确检验、基于Jaccard相异度的凝聚层次聚类、基于Gower距离的主坐标分析（PCoA）、围绕中心点划分（PAM）、置换多元方差分析（PERMANOVA）和指示种分析。
3.1 保护水平（Level of protection）：通过逐项评估七类有害人类活动，32个分区中7个（占累计海洋保护面积24%）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相容，7个（14%）为最低程度保护，13个（60%）为轻度保护，5个（2%）为高度保护（Bundala、Kumana、Pigeon Island Core、Rocky Islets、Yala），无完全保护分区。疏浚/倾倒、锚泊、捕捞和非采掘活动是降低LoP的主要原因；其余27个分区保护水平过低，实际属于“纸上MPA”。
3.2 有害活动严重度（Severity of harmful activities）：严重度评分显示各有害活动分布不均衡，捕捞最常达到高或毁灭性影响水平；Fisher精确检验表明捕捞严重度与LoP显著共变（p=.00061），不相容MPA中捕捞几乎总存在且通常具有毁灭性；锚泊在保护区（sanctuary）中显著更严重（p=.000042）。基于严重度值的凝聚层次聚类将MPA分为三类：A类（18个）包含多种法律类别，有害捕捞显著更高；B类（7个）以国家公园为主，捕捞和锚泊影响低；C类（7个）全部为保护区，有害锚泊显著更高。
3.3 促成条件（Enabling conditions）：36项促成条件中，数据缺乏率差异显著；与监测中的地方合作及文化价值相关的条件最常数据缺乏，透明度、公众参与、利益分享、人员与资金、海景管理相关条件达成率低。生态设计类条件（Designated Ecological）达成率最高（77%），积极管理类条件（Actively Managed）最低（42%）。PCoA结合PAM将MPA分为三个管理聚类：聚类1（19个，含所有国家公园）促成条件未达成率低；聚类2（8个，含所有自然保护区）未达成率较高；聚类3（2个）数据极度缺乏，无法准确评估。不同LoP的MPA在促成条件上无显著差异，表明保护水平与促成条件相互独立。
讨论部分指出，有害捕捞和锚泊是斯里兰卡MPA保护的主要障碍；执法不力、规则模糊（例如“传统捕捞”定义不透明）以及社区与执法人员关系紧密使问题持续存在。锚泊在缺乏准入管制、预算和管理人员不足的保护区更为严重；疏浚/倾倒虽较少见，但一旦发生可能造成灾难性影响。非采掘活动总体上不严重降低LoP，但高密度旅游、礁石行走和潜水等仍可能损害珊瑚礁和海龟。在全球范围内，MPA有效性普遍不高，斯里兰卡约15%分区达到高度保护并不一定低于国际水平。研究人员认为斯里兰卡MPA在生态设计方面较好，但基础促成条件不牢，缺乏透明度、沟通、问责、公众参与和利益公平分配。研究结论是：加强斯里兰卡MPA需要协调、务实和包容的方法。优先行动包括制定更广泛的管理和行动计划以减少有害捕捞与锚泊，通过统一报告和数据库提高透明度，整合适应性监测框架；在推进复杂实践前应加强基础管理条件，并根据保护优先事项和当前LoP分配资源。有效执法、社区教育和基于证据的宣传活动对促进遵守和管理至关重要；可持续旅游管理、政治承诺和跨部门合作有助于长期保护；由社区共同管理支持的创新恢复与工程方案可增强MPA的生态恢复与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