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Earth》:Why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esearchers who use models shoul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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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原住民始终将观察和记录环境过程作为其对祖地(Country)的文化职责的一部分。由于殖民化,原住民数据在很大程度上由非原住民机构和政府收集和管理,而数据所属的原住民参与往往有限。环境与生态研究人员经常在模型中例行使用这些数据,为决策提供信息,却缺乏原
数千年来,原住民始终将观察和记录环境过程作为其对祖地(Country)的文化职责的一部分。由于殖民化,原住民数据在很大程度上由非原住民机构和政府收集和管理,而数据所属的原住民参与往往有限。环境与生态研究人员经常在模型中例行使用这些数据,为决策提供信息,却缺乏原住民专业知识来指导其解读和治理。尽管FAIR(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可重用,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reusable)原则在科学数据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但针对原住民数据治理的、互补性的CARE(集体利益、掌控权、责任、伦理,collective benefit, authority to control, responsibility, ethics)原则却受到的关注少得多。研究人员认为,将CARE原则融入科学建模对于维护原住民权利、保护原住民利益、增强科学严谨性以及提高模型准确性至关重要。本文提供了在建模实践中实现CARE原则可操作化的实用策略。
环境与生态建模已成为自然资源管理、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决策的重要工具。然而,这些建模过程长期忽视原住民数据权利。殖民历史导致原住民数据大多由非原住民机构收集和治理,原住民本身缺乏参与。尽管FAIR原则在科学数据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但针对原住民数据治理的CARE原则很少得到关注。研究人员认为,将CARE原则融入科学建模对维护原住民权利、保护原住民利益、增强科学严谨性及提高模型准确性至关重要。为此,他们在《One Earth》发表本文,提出在建模实践中操作化CARE的实用策略。
研究方法上,本文属观点型论文,主要基于概念分析、既有文献回顾以及具体案例(如欧洲参考基因组图谱(ERGA)、气候变化影响本地指标(LICCI)、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EBP)),并结合全球原住民数据主权运动中的既有原则(如OCAP原则、Maiam nayri Wingara原则、Te Manga Ranga原则)和国际标准(如IEEE 2890-2025),为建模者提供行动框架。
研究结果按原文小节梳理如下:
**什么是环境与生态建模?** 环境建模是创建自然世界简化表征的科学过程,生态建模则更强调系统方法。所有模型都依赖知识与数据,其构建方式受数据来源和时空尺度影响。
**环境与生态建模中的原住民知识与数据** 原住民知识(如对物种分布、水文循环、海冰变化的观测)可显著提升模型准确性,但当前多数研究仅强调好处,未说明好处具体如何实现,输出数据也未能以可用形式返回原住民社区。原住民在建模决策中基本缺席,形成“原住民数据悖论”。
**数据作为关系与权力来源** 数据不是中性产物,而是关系性的、塑造权力关系。殖民化、剥夺和系统性压迫的背景影响数据生产。地方性数据经聚合和去标识化后丧失“地方意图”,但仍是关于祖地的原住民数据。例如,在奥特亚罗瓦(Aotearoa),依据《提里提·怀唐伊条约》,自然世界相关的数据被视为“塔翁加”(Taonga),毛利人对其保有专属权利。
**什么是CARE原则?** CARE原则包括集体利益(Collective benefit)、掌控权(Authority to control)、责任(Responsibility)和伦理(Ethics),旨在通过承认权力不平衡和社会历史背景来加强集体与个体数据权利。它是唯一的关系型数据政策,不仅适用于人类受试者研究,也适用于涉及祖地和非人类关系的研究,包括建模。
**对建模研究者的启示** 建模者应在模型构建、参数化、标定和情景设计等阶段与原住民合作,支持集体利益;通过建立原住民治理委员会、数据管理计划和许可协议来落实掌控权;通过培训和能力建设强化责任;通过伦理审查和适当署名体现伦理。关键行动包括:使用原住民元数据,记录来源、协议和许可;遵守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原则(FPIC)和《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
**元数据的重要性:案例研究** 适当元数据必须包括原住民来源、权利持有人归属和生命周期信息。工具包括本地情境(Local Contexts)机构的机构声明和传统知识(TK)/生物文化(BC)标签,以及原住民元数据包。ERGA在数据基础设施中嵌入了原住民数据治理工具,要求记录采样许可、遵守《名古屋议定书》,并支持TK/BC标签,为模型嵌入元数据提供了范例。
讨论部分强调,仅靠FAIR原则不足以解决历史不公,必须将CARE原则系统性纳入建模。结论部分(原文翻译)为:“在本观点文章中,研究人员主张将CARE原则融入建模实践,尤其是生态与环境科学。这些过程的关键部分是让原住民对数据的解释在建模及其输出中处于中心地位,以确保数据以社区专业知识为基础,并具备所需的文化安全水平。CARE原则为制定标准、制定政策和制定关于群体数据的研究议程提供了规范性基础。研究人员和建模者必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及其对不同类型人群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群。将原住民数据治理机制(如原住民元数据结构)嵌入生态系统和环境建模,可能对原住民社区产生深远影响。它可以创造可发现、可获取的数据,促进社区内更有力的循证决策,进而支持国家(再)建设所需的自决和自治。研究人员和建模者必须认真对待这些责任:CARE原则提供了关于如何正确生产和利用数据的框架和指导,这些数据既具有科学稳健性,又能帮助原住民履行其文化责任和管理祖地,同时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福祉,并尊重他们与祖地的精神联系。CARE原则应被视为创造更好、更有影响力的建模和研究机会,而不是制造障碍。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大学、资助者和期刊在项目、研究者和机构层面推动变革,并通过专业组织或监管机构倡导更广泛的变革。原住民主导的建模将加强原住民数据主权和数据治理,也更有可能融合社会、生态和社会-生态指标,与当代生态和环境建模的最佳实践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