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产品开发（GNPD）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EMNEs）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反映了这些后来者利用组织知识和网络在全球市场上有效设计和推出新产品的能力（Kleinschmidt等，2007）。分散的跨境创新方式有助于EMNEs减轻制度效率低下问题，并在国际市场中获取关键知识（Liedong等，2020）。EMNEs可以超越低成本生产模式，转变成为创新型竞争者，凭借受益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同时也能应对多样化的制度环境（de Brentani等，2010）。
国际商务（IB）学者对EMNEs的崛起提供了各种解释（Casson & Wadeson, 2018; Deng等，2020; Mathews, 2017），但一致认为知识和学习在这些企业的国际化轨迹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此意义上，基于知识的观点（KBV）解释了EMNEs如何凭借"评估、整合和运用知识的卓越潜力"发展竞争优势（Grant & Phene, 2022, p. 4）。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运营日益复杂，生产新产品所需的知识不仅存在于组织内部或特定的研究与开发（R&D）中心；相反，知识转移和重组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市场和组织网络之间流动（Kogut & Zander, 2003）。获取、利用和应用知识进行全球新产品开发需要对专业知识进行编排和发展，从而实现卓越绩效（Castellani等，2022; Han等，2024）。
为了利用地理分散的区位进行创新，国际商务学者认为，具有双元特性的EMNEs更有可能带来积极的绩效表现。Prange和Verdier（2011）提出将"国际权变柔性"作为印度跨国企业的动态能力，其他学者则将此概念称为"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同时性探索与开发扩张，可产生卓越绩效"（Roth & Corsi, 2023, p. 6）。本研究遵循后者的思路，将国际权变柔性定义为EMNEs在国际市场上同时开展开发与探索的战略活动。这一对企业在国际扩张活动中的概念界定，本质上与March（1991）和Tushman及O'Reilly（1996）最初提出的概念一致，他们将开发与探索视为两种相互冲突的组织活动。
EMNEs国际化的动机通常由两条不同的路径来解释——以筒仓方式利用自身知识和探索新的商业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Meyer等，2011）。一方面，开发型EMNEs建立在现有能力之上，在全球市场上完善现有产品和运营（Luo & Tung, 2007, 2018）。另一方面，探索型EMNEs主动寻求国际扩张途径以增强其知识和能力（Lewandowska等，2016）。然而，EMNEs并非以单一方式扩张，而是务实且具有双元特征，从而作为后来者创造竞争优势（Ciasullo等，2020）。尽管现有对双元战略前因的讨论富有成果（Deng等，2020; Khan等，2021），但关于双元型EMNEs绩效的实证证据不一致（Roth & Corsi, 2023; Zhong & Chen, 2024）。大多数研究主要依赖传统创新指标，如专利、研发支出或新产品销售额（Thakur-Wernz & Samant, 2019; Zhong & Chen, 2024），这限制了对EMNEs如何创新及表现的整体性描述。此外，关于权变柔性与EMNEs绩效之间关系的混合发现表明，需要进一步考虑EMNEs异质性的研究（Cui等，2022）。尽管先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假定组织内部和外部网络增强了EMNEs的国际绩效（Liu & Giroud, 2016），但对网络嵌入的异质性关注有限，空间条件往往以筒仓方式单独考察，或普遍被视为正向杠杆。因此，我们对不同尺度的空间嵌入如何帮助双元型EMNEs转型为能够开发全球新产品的竞争者的理解仍然有限。
为应对这一由EMNEs国际绩效日益受到关注而产生的谜题，我们应用了空间嵌入的视角，这一概念起源于经济社会学，即经济行为深深嵌入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 1985）。Hess（2004）和Galizzi等（2026）在国际商务语境下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强调企业的经济活动锚定在多个空间尺度上——本地、区域、国家或国际层面，且这些空间情境塑造其国际化行为和绩效。跨本地与全球尺度的多元化组织关系通常被视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Yayla等，2018）。然而，这些网络需要特定的知识和协调。"在何处"和"与谁同在"代表了知识获取的不同空间逻辑，从而带来全球产品创新（Berry, 2023）。我们不持网络均匀增强EMNEs绩效的观点，而是旨在考察两种网络尺度——全球和本地——的边界条件，以及它们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国际权变柔性在推动全球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有效性（Liu & Giroud, 2016）。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EMNEs背景下，全球网络和本地网络如何调节国际权变柔性与全球新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
我们基于199家台湾跨国企业的实证发现——包括76家电子行业和123家非电子行业企业——对文献做出了几项重要贡献。首先，我们强调这些快速增长的EMNEs的竞争优势来源在于创新的核心（Awate等，2015）。我们不同于大多数现有文献，后者主要关注前因和财务绩效。相反，本研究考察全球新产品开发而非专利或新产品销售额，从而捕捉更全面创新的绩效指标（Kleinschmidt等，2007）。其次，我们将空间嵌入视角与KBV相结合，强调了EMNEs网络所参与的地理尺度的异质性和动态性（Galizzi等，2026）。尽管网络在知识学习中的积极作用已有充分确立，但塑造它们如何运作并为EMNEs创造价值的边界条件仍不清晰。因此，学者和从业者都应建立全面理解，即双元型EMNEs如何战略性地利用特定网络发展其竞争优势。最后，我们考虑了边界跨越，参照EMNEs运营所处的行业条件。电子与非电子行业的性质要求GNPD采用不同的知识组合。研究结果为寻求优化其双元国际化战略的EMNEs提供了实践启示，这需要它们在各地市场中构建空间网络，以确定在何处以及如何整合，以确保探索型与开发型国际化活动之间的平衡（Lopez-Vega & Lakemond, 2022）。
